我国大学数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六十年(2)(3)

《讲义》与《教程》相比，虽在内容与体系上差异不大，但也有不少特色。例如，《教程》将无穷小的比较以及两个重要极限放在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之后来讲，而《讲义》把它们提前到极限运算法则之后，这样做更有利于加强对学生求极限方法的训练。又如，《讲义》也讲解了一致连续、一致收敛和一致收敛级数分析性质的证明（这是教学大纲中所没有的），但将幂级数的分析运算的内容冠以“*”号。再如，《教程》在拉格朗日中值定理之后就讲解原函数概念，而《讲义》则将它放到不定积分中来讲解。

4. 在课程的教学管理和教学组织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的举措，主要有：

（1）. 将《高等数学》课分为大班讲课与小班习题，讲课与习题课学时比例为2:1~1:1，课内外学时比为1:1.5~1.2。实行大班教师负责制；

（2）. 重视师资培养，实行新开课教师试讲制； （3）. 积极开展教学法活动，组织集体备课；

（4）. 根据高等教育部1954年7月9日颁发的《高等学校课程考试与考查规程》规定，很多高校采用口试和以四级分制（优等、良好、及格、不及格）评定学生考试成绩。

（三）简要评述

（1）在这五年中，为了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中央制定了文教工作发展的十六字方针，颁布了我国第一个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制订了统一的高等教育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虽然在1956年曾出现过短时间的发展过快以及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等问题，但总体来看，这一阶段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健康的，是我国教学质量是比较高的一个历史阶段。

（2）1954年提出的制订教学大纲的原则和要求是符合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制订的第一个用于工科院校的高等数学教学大纲使教师进行该课程教学有了依据，该大纲的内容和体系是适当的，贯穿于大纲中的对高等数学课程应保持应有的严密性，注重揭示数学中的科学思维方法等方面的要求是正确的，它不但使我国高等数学课程教学逐渐从欧美模式中走出来，也为我国以后该课程的教学奠定了基本框架。但是，由于当时主要参照了前苏联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因此，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摆脱前苏联五十年代教学模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系统性、完整性和严密性，有些内容（例如一致连续、一致收敛等）要求过高。知识面较窄，对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重视不够。

（3）. 将高等数学课程分为大班讲课和小班习题课，实行大班教师负责制；组织集体备课，实行新教师开课试讲制以及保证学生有足够的课外学习时间等管理措施都是十分正确的，即使在60年后的今天，这些措施对提高教学质量也具有积极的意义。考试要求严格，考题重视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采用口试或笔试加口试，采用四级记分制等，学生的数学基础相当扎实，这些也是值得重新总结和认真研究的。

第三阶段（1958—1962年） （一）形势与背景

1. 1958年，我国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时期。根据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要求，制订了第二个五年教育发展计划。要求在“二五”期间应采取着重提高教育质量和有重点地稳步发展数量的方针，适当地调整各科、各类专业的比例，积极创造条件，补足科学技术上的缺门专业，五年内计划高校学生大约增加一倍左右。“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首先是工业技术人才和科

学研究人才，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高等教育“应该实事求是地而不是主观主义地调整科系和设置专业，切合实际地改进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和教学方法，以便使培养的人才能够更加适应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具体要求。”为了解决缺乏师资和学生质量不高的问题，提出“从高等学校毕业生中抽调适当数量的优秀学生，培养更多数量的研究生，并且有重点地选派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和教师出国学习我们缺乏的学科，以增加师资。”此外，还要积极稳步地发展夜大学，函数大学教育。

2. 然而，1958年，“二五”计划刚刚开始，就出现了以钢铁产量高指标为先导的工农业“大跃进”运动，推翻了“二五”计划建议方案，改变了原订计划发展的方针。根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订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于1958年5月下达的计划，发展速度比原定计划大幅度增长。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指示》中提出，“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既要有中央的积极性，又要有地方的积极性和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学校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为此，必须采取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全国应在3到5年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应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不切实际的要求，使教育事业出现了盲目冒进的混乱局面，浮夸之风到处盛行，教育质量普遍下降。1959年教育事业虽然提出了“巩固、调整和提高”的方针，但由于1958年“大跃进”所造成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地纠正以及1959年下半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开展，上述情况并没有根本转变。

3. 1958年，我国试图突破前苏联教育经验的局限性，创立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在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教育工作会议上，讨论教育方针，批判教条主义、右倾保守思想和脱离生产、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5月，刘少奇提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8月，毛泽东主席指出：“高等学校应该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的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的“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这些指示的指导下，我国教育战线上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不但将生产劳动列为一切学校中的正式课程，要求学校要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农业合作社办学校（例如，是年9月，全国大、中、小学教职工和小学高年级以上学生，普遍停课，投入大炼钢铁和三秋劳动），而且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红专辩论”与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群众运动，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忽视了课堂教学和教师在教学与科研中的主导作用，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降低了教学质量。

4. 1960年11月，为了改变1958年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高等学校要把提高质量摆在第一位。要调整新建高校，集中力量办好64所重点高等学校。要缩短战线，压缩规模，合理布局，提高质量。采取多毕业、少招生的办法，调整招生指标。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3月举行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即“广州会议”），周恩来总理，陈毅、聂荣臻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指出我们历来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放在人民队伍当中，放在劳动者之中，对知识分子必须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劳动者，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1961年6月，在中央批准试行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校六十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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