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 第二章(9)

一、扬雄文学思想的核心

扬雄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明道、征圣、宗经。他提倡创作要合乎儒家之道，以圣人为榜样，以六经为楷模。扬雄认为要遵循孔子之道，因为“孔子之道，其较且易也。”（《法言·吾子》）儒家的道是通过圣人表现出来的，因此要“征圣”，即验证于圣人，向圣人学习，认为“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法言·吾子》）如今圣人不在了，则要向圣人所写的经书学习，这就是所谓的“宗经”。他指出：“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法言·吾子》）

扬雄还认为，孔子与儒家经典才代表正道，是判断人的社会生活中一切善恶是非的最高准则，“如用真儒，无敌于天下”（《法言·寡见》），而其他诸子都是末流，都是毫无价值的累赘物，即所谓“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乎？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法言·吾子》）扬雄由此提倡“先王之法”，让孔子和儒家经典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法则，“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法言·吾子》）。

扬雄的明道、征圣、宗经思想比起战国时代孟、荀尤其荀子的明道、征圣思想显得更加系统化，他的这种文学思想明显受到了西汉中期董仲舒所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影响。这种以道、圣、经为中心的文学思想，正好反映了封建统治者要求把文学完全纳入其礼教的要求。扬雄自己在创作实践上也亲自力行，模仿圣人，他的《太玄》模仿《易经》，《法言》模仿《论语》，《反离骚》模仿《离骚》。扬雄的创作以及他的理论助长了汉代的文学复古模拟之风。他的文学理论的保守性，也限制了他后期的创作和批评思想，如他的音乐批评坚持儒家的“雅正”原则，反对郑卫之音，他在文与质的关系上要求的是质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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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后代复古主义文艺家如明李梦阳、何景明等前后七子提供了理论武器。经他手中阐释和发展的明道、征圣、宗经的文学思想在中国古代文论领域一直发挥着巨大影响，六朝的刘勰、中唐的韩愈及北宋的古文家和道学家，虽然各自所面临的文学要求和社会景况不一，但他们都是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来认识文学的本质和功能，并制订文学创作的原则。

但扬雄不是一个死守章句之学的醇儒。在扬雄时代，汉代经学日趋板重繁琐，常是“一经说至百余万字”（《汉书·儒林传赞》）。这种繁琐经学由于与功名利禄挂钩，成为了时代风气，扬雄虽学习儒经，却反对烦琐的儒家之学，他一方面以儒家言严厉批判诸子，另一方面又加以学习汲取，如《法言·问道》：“或曰：庄周有取乎？曰：少欲。邹衍有取乎？曰：自持。”对于《老子》、《淮南子》之论，也多加撷取。由于扬雄好深湛精思，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试图建立以“玄”为中心的宇宙图式，在他那里，道既是文学的最高原则，也是道家本体论意义上的道，当扬雄从道家本体论意义上探讨道时，他所讨论的道已超越了自己规定的传统模式。这就是说他的文论存在着矛盾之处，一方面他强调文以“明道”（宋儒还把它发挥成文以载道），另一方面，又强调至道无体，“道者，通也，无不通也。??吾于天与，见无为之为矣。”（《法言·问道》）扬雄的这种矛盾还表现在文的如何写作上，一方面他强调要模仿圣人之作，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鸿文无范”（《太玄·至昆》），写作是不被任何模式所框定的，写作贵在“体自然”，“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太玄·玄莹》）。这样，扬雄融合了道家无为之道与自然至文，就时常突破和超越传统的文学理论模式，使其明道、征圣、宗经的传统文学观，在理论上孕育了新的内容。扬雄对原有儒家经学模式的怀疑和不满意也影响了其后的桓谭和王充等人，他们反对旧有经学的禁锢，对汉代的思想解放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扬雄论词赋

在扬雄以前，论述辞赋的有刘安、司马相如、司马迁、汉宣帝刘询等人。刘安、司马迁主要从政治遭遇和内心世界方面评论屈原高尚的人格及其作品的价值，司马相如就赋论赋，强调赋之迹乃是“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赋之心是“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汉宣帝则在辞赋创作繁荣而遭到某些人排斥时对辞赋作了些肯定性的发言，他一方面依经立义，认为辞赋与《诗经》同义，“尚有仁义风谕”，还能“鸟兽草木多闻之观”，但另一方面则认为辞赋“辩丽可喜”，与郑卫之音一类的娱悦耳目的流俗文艺差不多。扬雄对辞赋的认识则比他们深刻得多。扬雄是在明道、征圣、宗经的基础上讨论辞赋创作的艺术原则及其讽谏作用的。

作为汉大赋极为重要的作家扬雄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得出结论：汉大赋不适合对帝王起讽谏作用。他自己所写的《羽猎赋》、《长杨赋》等并没有发挥应有的讽谏作用，而辞赋本身的铺张华丽描写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班固《汉书·扬雄传》）扬雄意识到，汉赋不能起很好讽谏作用的原因在于辞赋的“靡丽多夸”。由此，早年本“心好沉博艳丽之文”的扬雄晚年一反辞赋的创作，他在《法言·吾子》中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扬雄晚年对辞赋的批评的尖锐原因也在于作为“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的赋不能很好地起着经世致用的作用。

扬雄提出的“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别也跟这个有关，他说：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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