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 第二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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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乎礼义”的，而他在《离骚》中大量描写神话故事和传说，也不符合儒家经学所强调的经世致用，内容也不在儒家的五经之内。自然，无论在文学形式上还是在文学内容上，班固对屈赋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奇异想象和独特手法并不欣赏，他以不合经典为由加以否定。班固的这番言论不是从文学的角度阐述的，实际上，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恰恰是屈原的“露才扬己”和丰富瑰丽的想象，才赋予《离骚》以独特的艺术个性和震撼人心的艺术感召力。不过，班固在《离骚序》及《汉书·艺文志》中又对屈原也作了高度评价，说他的作品“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这说明班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在思想上是有矛盾的。

三、王逸

稍后于班固的东汉学者王逸则对班固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反驳。他认为刘安对屈原的评价“大义粲然”，并肯定了了屈原的创作动机是出自“忧悲愁思”、“不胜愤懑”。王逸认为屈原的言行品格是“绝世之行，俊彦之英”，班固对他的“露才扬己”的批评以及其他的责难是“亏其高明”、“损其清洁”的。如果说，屈原有“扬己”的话，那么他所扬的也是符合儒家道义的“己”，正所谓“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王逸《离骚经序》）对于屈原的“露才”，王逸认为乃是诗人在《离骚》中才华横溢的自然表现，并非一种自我的炫耀，刻意的标榜，即所谓“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对于屈原所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王逸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离骚经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王逸是汉代第一个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进行全面整理和研究的人。他所著《楚辞章句》为今存最早《楚辞》注本。毫无疑问，王逸给《离骚》很高的地位乃是认为《离骚》“依托五经以立义”，“以《诗》取兴，引类譬谕”，所以他是从儒家思想出发，把《楚辞》中的屈原的《离骚》提到与儒家经书同等的“经”的地位，认为《离骚》“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给予了崇高的评价。但王逸这种从经学立场出发为屈原辩护的做法，表面上看与扬雄、班固不一样，但却反映出王逸与扬雄、班固对屈原的思想评价的基础是一致的，他们都以是否合乎儒家经义为标准的，虽然在评价时褒贬不一。事实上，屈原的辞赋对《诗经》有所继承，但更有所发展；在思想情感、句式体制、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诸方面，双方都有差异。我们不难看出，王逸以《诗经》为范本来评价《楚辞》，乃表现了汉代经学对文论的明显影响，这样评价自然有明显的牵强附会之处，但这对提高屈原及其作品的地位有其积极的作用。

从刘安、司马迁到班固、王逸，汉代这场围绕屈原及其作品的论争前后历时近三百年。在这期间，我们发现，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臧否与当时经学的地位很有关系。西汉初与东汉末年，经学的势力相对较弱，当时社会上还有道家学说，这时对屈原的评价褒奖多一些，而西汉中后期和东汉中前期经学势力极度高涨，此时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贬斥之声也就多一些。这一现象从侧面说明，屈原及其作品中存在着与经学相悖的成分。这种与经学相悖的成分就表现在司马迁等人从屈原创作道路中总结出来的“发愤著书”的原则以及从这一原则衍生出来的对创作主体个性情感的张扬，这显然与经学家们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不一致的，而对写作上远离现实的想象的肯定，也违反了经学所提倡的依附经典和“经世致用”的原则。两汉这么多士人（包括经学之士和文章之士）关注屈原及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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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也说明了在汉代士人阶层存在着一个普遍的问题，即士人阶层中常存在着与屈原同样的报国无门、怀才不遇的问题。东晋的陆机在《遂志赋序》中就曾列举了东汉时期有班彪、梁竦、蔡邕等分别写有《悼离骚》、《悼骚赋》、《吊屈原文》。甚至汉中期被朝廷一度重用的董仲舒也写有《士不遇赋》。董仲舒曾以独尊儒术的主张受到汉武帝的重视，但却又因言阴阳灾异被人上告，被判死罪，幸免后贬为胶西王相，于是产生一种生不逢时的感慨。所以，汉代那些对屈原及其作品关注并对其持肯定态度的士人实际上是借屈原来表达自己的生不逢时和不被重用的悲苦。他们无论写作也好，评论也好，与屈原的《离骚》表达的是同一类主题，抒发的是同一类情怀。而士人阶层的这种怀才不遇的遭遇在每一时代都基本存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士人围绕屈原及其作品的争论已不仅仅是汉代的一个文学理论问题，乃是上升到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创作问题，即古代社会大凡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者往往“发愤著书”，不得不“垂空文以自见”，把自己的才智寄托于文章著述，如东汉桓谭的“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唐代韩愈的“不平则鸣”，宋代的欧阳修的“穷而后工”都继承了司马迁总结出来的“发愤著书”说。这算是汉代围绕屈原及其作品论争的一个延伸。

第八节 王充的文学思想

一、王充的生平 二、王充的主要文论观点

王充是中国古代一位极有特色的思想家，他从实际的经验出发，对东汉时期风行一时的谶纬之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的文论思想提倡真实，反对虚妄，注重文章的社会功用，对后世文论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王充的生平

王充（公元27年—公元97年？），子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出身“细门孤族”，自小聪慧好学，八岁时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论衡·自纪》）。据《后汉书·王充传》记载，他青年时曾到都城洛阳上太学，拜著名学者班彪为师。“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来回到家乡教书，当过郡功曹、治中等小官，由于他性耿直刚毅，“不圭下位”，“不泛结俗材”，也不“顺合众心”，所以不为当时社会所容，由于仕路不通，遂罢官归家，专门从事著作。王充“失位不恨”，“居贫苦而志不倦”，反而更加勤奋阅读古书。晚年深居简出，著书立说，“考论实虚”，终于写出批判谶纬神学的著作《论衡》。《论衡》共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已佚，二十多万字，是作者用毕生精力完成的巨著，是中国哲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论著。全书涉及哲学、自然科学和文学理论众多重要问题，该书的中心是批判谶纬神学。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皇朝后，即“公布图谶于天下”，章帝时又召开了白虎观会议，融合今、古文经学与谶纬神学。谶纬神学在当时喧嚣一时，王充在此背景下揭露了谶纬神学的虚妄并指出如何正确地写作以及什么样的书才是最美、最有价值。全书最突出的地方是王充从经验出发尽可能合理地、理性地去理解事物，一反汉代经学对世界、王权、人事以及伦理道德用天人感应、图符、谶纬的神秘主义解释，从而剥去了附着在王权、伦理道德上的神秘性和绝对性，也从中推导出关于天（神、自然）、人和文学的独特见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说：“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检论·学变》 …… 此处隐藏：2974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