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 第二章(8)

讽谏的寄托，而“缘情”派则从诗歌情感与艺术形象的表达和创造上来理解它，如唐殷璠所说的“兴象”，皎然所说的“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等等。

总之，《毛诗序》不但确立我国古代抒情言志的传统，而且还系统地论述了文艺所具有的美、刺作用，并且总结了诗歌的体裁与表现手法。它在先秦文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发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这些，奠定了它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五节 司马迁、班固的文学理论与批评

一、现“实录”精神，创立《春秋》义法 二、提出发愤著书说 三、班固的文论观点

司马迁年轻时漫游大江南北。三十八岁时继承父志，正式做了太史令。后因为好友李陵辩说而入狱，并受宫刑。五十岁出狱做了中书令。大约五十五岁时完成被誉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司马迁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广博的人生阅历，再加上作为史家的洞察力，使他看问题尤为深刻，他的一些文学思想与批评对后代文论产生了很大影响。班固也是汉代的大史学家，其文论思想亦有其独到之处。

一、 现“实录”精神，创立《春秋》义法。

在汉时，刘向、扬雄和班固都看到了《史记》所反映出来的“实录”精神，他们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其中扬雄是第一个指出《史记》“实录”特点的：“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法言·重黎》）班固则对其进行了总结：“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虽然扬雄、刘向是对《史记》的评价，但由于《史记》不仅仅是一部史书，其文学价值也很高，里面的不少人物纪传可谓是精彩的文学作品，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展现的“实录”精神不仅对历史著作，对史传文学和中国古代散文写作都是很有启发和帮助的。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首先表现在创作上要如实地反映古往今来的生活，做到创作要以作家实际生活体验和考察为基础。司马迁为了写屈原，到沅、湘一带，专门察看屈原自沉汨罗江的地方，“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他的创作以古代历史资料与丰富的生活阅历为基础，并反映了社会和人生的需要。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进一步表现在“不虚美，不隐恶”的严肃写作态度上。司马迁在写作时敢于正确处理歌颂与揭露的问题，如对秦始皇的功过是非，不受时俗限制，独抒己见，他以事实为依据，既批判秦政之暴，又充分肯定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方面的历史功绩。司马迁在总结自己写作经验的基础上还创立了“《春秋》义法”（“《春秋》笔法”）的写作规律。清代的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对“《春秋》义法”作了解释：“《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体之文。（《方望溪先生文集》卷三）所谓“言有物”，即文章写作要有充实丰富的思想内容，所谓“言有序”，即文章的艺术形式和结构有一定的规则和法度。“义”与“法”并列，意味着文章写作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司马迁评价孔子所写的《春秋》时就说《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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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春秋》义法”经后人刘向、班固、金圣叹、方苞等推广和发挥，成为了我国古代历史和散文写作的一典范规则。

二、 提出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深入地探讨了“立言”的动机、目的和写作激情的重要性。司马迁继承了孔子之“诗可以怨”的说法，同时又汲取了屈原“发愤抒情”及《淮南子》“愤中形外”的精神，进一步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认为，大凡历史上怀才不遇、“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贤圣因了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发愤著书：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所强调的“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说明了文学的“怨愤”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有感而发的，是通过“述往事，思来者”来表达作者对现实的认识、对未来的盼望。尤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在这里所说的“愤”或怨不是一己之私怨，也不是违背社会和国家利益的一己之愤，乃是合乎正义、坚持良知、申张禀然正气的在公正范围内的“怨”和“愤”，即所谓“公正发愤”。司马迁之所以对屈原评价很高，就在于他的发“愤”里藏着一颗爱国爱民的心，“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列传》）所以他在《伯夷列传》中明白地说：“非公正不发愤”，“时然后出言”。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总结出了古人创作的一条普遍规律，又由于它带着批判的现实主义精神，所以它对后世尤其那些坚持正直、关心民生疾苦和民族命运的优秀文人影响特别大，并在理论上对后世的诗、文甚至小说、戏剧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齐梁刘勰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文心雕龙·情采》），唐韩愈谓“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宋陆游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谓南文集》卷十五）明李贽说“古文圣贤，不愤则不作”，“《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忠义水浒传序》），清孔广德谓“或则感愤而抒议论，又或则蓄其孤愤而形之于咏歌，无非愤也，即无非忠也”（《普天忠愤集自序》）。他们都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精神上有不同的程度联系，从而构成了我国古典文论创作的一个优良传统。

三、班固的文论观点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著有《汉书》、《白虎通义》和后人所辑《班兰台集》。

班固十六岁入洛阳太学读书，与崔駰、傅毅等同时齐名。永平五年（62年）汉明帝时因明帝赏识其史学才能，任命其兰台令史，要他写汉书。第二年，升为校书郎，继续撰写《汉书》。经二十年，遍阅群书，完成《汉书》。《汉书》也成为我国第一部较全面的断代史。

班固没有系统的文学理论著述，但是他的《汉书》和辞赋创作反映了他对文学的看法和主张，特别是他的《汉书》为文学家立传和对作家作品的评论给后世文学批评样式带来了影响和启示。班固在《汉书》中不完全从文学角度对作家作品进行系统批评，也不是自觉地运用某种批评方法，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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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归纳出几条经验来。

首先是“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知人论世”是孟子首先提出来的，认为要理解一部作品，就必须“知其人”、“论其世”。孟子虽提出了这一科学的批评方法，但却没有真正运用过它。最先运用这一方法评论作家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 …… 此处隐藏：3157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