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 第二章(6)

那么音乐是怎样对人心进行正面教化即“治心”的呢？《乐记》作者又提出了以“道”和“德”来引导人的精神审美情绪，净化人的欲望。作者认为，乐与情联系在一起，“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而有情必有欲，所以要恢复到“人道之正”，就必须“节欲”，而不是纵欲，“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平民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乐本》）。历史上先王制礼作乐目的就是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作者由此提倡“乐德”，“乐者，所以象德也。”（《乐施》）郑玄对“象德”是这样解释的：“乐所以使民像君之德也”。既然“乐”可以观“德”，在一切人情和欲望中，君王圣贤的道德是最严正的典范，而“乐”又是道德完美的体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象》）通过提倡“乐德”，实行“节欲”，就能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使人民的思想情感都统一在国家所规定的伦理道德上。

第三是把本属于政治伦理道德范围内广泛使用的“文质”概念，正式引入文艺美学领域。在春秋时代，“文质”概念就已被广泛使用，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形容君子乃“文质彬彬”也，这时的“文质”主要是作为伦理道德范畴使用，“文”主要指依照儒家伦理道德准则建立的礼仪规范，质指的是人内在的一些自然品性。真正确立“文质”在文艺美学领域中地位的是《乐记》。在《礼记·乐记》中有如下记载：

“故钟鼓管磐，羽龠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 其中“钟鼓管磐”为古代乐器，“羽龠干戚”为古代舞具，“屈伸俯仰，缀兆舒疾”指舞者的动作姿态及速度快慢。这些被《乐记》作者称作“乐之器”或“乐之文”的东西，均属“文质”理论中“文”的范畴，而且这种“文”在这里已有指文学艺术形式与现象的含义。与此相对应的是，“乐之情”和“乐之官”在这里被表述为文学的内容和本质，“情”、“官”实际上就相相当于“文质”理论中的“质”。在《乐记》的作者看来，乐舞艺术不但具有优美的动作姿态，还具有整合秩序、协和万物使其互不相害的社会功能（即“论伦无患”）和使人“欣喜欢爱”的愉悦和陶冶情操作用，这就表明，在《乐记》中，“文”与“质”作为表示形式与内容的一对范畴，已经进入到文艺美学领域。

在《礼记·乐记》中，作者还进一步认为在“文质”这对范畴中，质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所谓“德成而上”，是说掌握了礼乐的实质内容而成就了道德是首要的，而“艺成而下”则是指掌握了礼乐的形式而成就了技艺则相对次要。在《乐记》作者眼中看来，乐舞艺术的表演技艺等并不重要，因为乐舞的表演者如儿童只要掌握了表演技艺也可进行乐舞表演，只有那些精通乐舞艺术内容实质并成就了德业的君子才会真正演奏、理解和欣赏音乐，“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所以，《乐记》的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奠定了“质”决定和派生“文”、“文”表现和依附“质”的这样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文质” 观。此后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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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论家在涉及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时，基本上是沿袭《乐记》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说，《乐记》中的“文质观”是儒家“文质论”的滥觞，特别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观点的提出，奠定了儒家“文质”理论的基础，西汉时期经学大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中主张质为主文为辅，“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他甚至认为若文与质两者不能兼备，宁肯在形式上作些舍弃，作为内容的“心志”则无论如何必须顾及，“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遍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董仲舒的这种主张无疑是对《乐记》“文质”观的继承和完善。

第四节 《毛诗序》

一、《毛诗序》的形成 二、《毛诗序》的主要观点

《毛诗序》是我国古代诗论的第一篇专著。它是汉代学者综合先秦儒家和当时经师关于诗乐理论而写成的。它所提出的儒家正统文艺理论的若干原则，成为两千年来中国古代文艺正统的纲领，影响极大。

一、《毛诗序》的形成

相传《诗经》是经孔子删订而编撰成的。秦火之后，《诗经》只能保存在民间。到了汉代，传授《诗经》有名的有齐、鲁、韩、毛四家。前三家都是今文经学，《毛诗》是古文《诗》学的惟一传本。《毛诗》相传创始于毛公。据《汉书·儒林传》介绍，毛公，赵人，以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

关于《毛诗》的学术渊源，可以上溯至孔子的学生卜商（字子夏）。子夏数传而至于给荀子，荀子传授给鲁人毛亨。毛亨在西汉初期授徒讲诗，作有《故训传》后简称《毛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毛苌献诗于朝廷，但未被立为官学。所以西汉时“三家诗”（鲁《诗》、齐《诗》、韩《诗》）盛行，立于学官，而《毛诗》除王莽专权时一度立于学官，其余时间均在民间流传。东汉之后，《毛诗》继续在民间流传，且盛行于学者之中。特别郑玄为《毛诗》作笺之后，《毛诗》才盛极一时，并最终取代了“三家诗”的学术正宗地位。

毛诗每篇之前均有题解，而《关雎》一篇题解前有一篇对《诗经》的总论，后人遂称各篇题解为小序，总论为大序。关于诗序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较有代表性的有郑玄《诗谱序》谓“《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三国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谓是东汉时卫宏所作。对这两种说法历代有很多人不同意。《大序》的思想正符合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代需要，也反映了汉代儒家文艺思想的新特点，决不可能是子夏所作。卫宏是否又作了修订可以研究。《小序》可能在汉初已基本形成，但大约也经过毛苌、卫宏等人的修订与补充，它在文艺批评方法上能反映汉人的特点。

二、《毛诗序》的主要观点

第一，确立了中国古代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毛诗序》概括了从先秦以来的有关诗歌方面的理论。在先秦，儒家提出了“诗言志”说，如《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庄子·天下》：“诗以道志”。《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这些观点代表了先秦人对诗的普遍认识，朱自清先生也把这一“诗言志”论点定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诗言志辨》序）但这些“言志说”，皆只“言志”而未“言情”。《毛诗序》却第一次将“情”与“志”联系起来，它一方面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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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另一方面又强调了诗歌是“吟咏情性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志和情的区别在于“志”主要指人的志向、思想，这志向、思想是个人经过一定伦理道德规范过滤后表现出来，属于理性的范畴，它强调的是秩序、法则优先于个人；情主要指人的感情、情绪，指人们喜怒哀乐之情感，是属于个人的一些真情实感，未经太多思考伦理道德和社会意见就流露出来的。孔颖达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的《正义》里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强调了情更贴近个人的原初情感和意愿， …… 此处隐藏：4113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