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第二章(4)

来源：网络收集时间：2026-08-19

导读：其次，对文学的认识更加深化了。董仲舒为了抬高儒家经学的地位，把经学与“天”、“道”联系起来，由于文学理论受经学的影响，对文学的探讨也自然地与天、道等联系起来，这样就为文学的形而上学的探讨奠定了基� ６

其次，对文学的认识更加深化了。董仲舒为了抬高儒家经学的地位，把经学与“天”、“道”联系起来，由于文学理论受经学的影响，对文学的探讨也自然地与天、道等联系起来，这样就为文学的形而上学的探讨奠定了基础。董仲舒认为，礼乐诗文等文化艺术，是为永恒不变的天道服务的，但天道不言，它是通过“圣贤”来“传其法于后世”的，“圣贤”的思想则又是通过儒家经典来传达的，所以他说：“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春秋繁露·玉杯》）因六艺而达天道，六艺在这里也获得了神圣地位。此时，“道”也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观念出现在文学批评领域。董仲舒把六经与天道联系在一起，是为后代明道、征圣、宗经文学观的先声。

这时期对诗歌本质的认识也比先前深化。先秦的“诗言志”说在《毛诗序》中扩充成了“抒情言志”说，在理论上把“情”和“志”统一了起来，强调了诗歌中“吟咏情性”的重要性；而诗与情的联系，为魏晋以后诗“缘情”说的兴起

起了一定的作用，虽然这里的“情”还往往受“发乎情，止乎礼仪”的限制。

再者，迷信化倾向增强了。由于受谶纬神学的影响，这时期的作家写作喜好“苟驰夸饰”；文论家则喜好大谈天人感应、谶纬、图符。这给汉代文艺创作蒙上了一层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浓重阴影，文学艺术成了天变谴告、异物祥瑞之论。所以汉大赋中充满了“天人合应，以发皇明”（班固《两都赋序》）、“膺箓受图，顺天行诛”（张衡《东京赋》）的说教。班固在《白虎通义》中，将诗与上天的“谴告”联系起来，连坚持以经验理性判断万物的王充也在其《论衡》中专列《验符》篇，列举汉代的许多天人感应的“符瑞”现象，如“孝武、孝宣时，黄龙皆出”，“宣帝时，凤凰下彭城”，以此证明“汉德丰雍”。

从东汉中期白虎观会议到汉王朝灭亡是两汉文论发展的第三时期。东汉中期以后，统治阶级日趋黑暗与腐败，社会日趋混乱，在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此时，儒学因神秘化、迷信化倾向以及其他各种原因日渐暴露出它的局限性，曾经为意识形态大一统作出重要贡献的官方儒学已呈式微之势。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安帝以后，“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穨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随着儒学的衰微与没落，社会上开始出现了“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后汉书·党锢列传》）的局面。此时出现的名儒，大多能融会今古文，并兼通数家法，这一时期文论的代表人物王逸和郑玄的文论思想就有这样的倾向。他们的文论虽然还没有摆脱“依经立义”的传统框架，但也突破以正统儒学自居的经师（如班固）解读作品时所强调的师法和家法。

王逸和郑玄的文论是围绕《诗经》和《楚辞》展开的。王逸在《楚辞章句》诸序中，继承了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沿着刘安、司马迁肯定屈原的这一路线，对汉初以来有关屈原及《楚辞》的讨论作了系统性和理论性的总结。稍后于王逸的郑玄，他多以儒家的理性眼光和现实精神注释《诗经》。郑玄是以兼收并蓄的眼光来从事文学研究的。其《诗谱序》说：“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篇而众篇明。”显示了作者要从横向的社会联系（“傍行而观之”）和纵向的历史发展（“循其上下而省之”）相结合的方式来研究文学的源头，这对魏晋以后文论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应是有所启发的。

通过以上简要概括，我们看到，除汉初外的汉代文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的思考极大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这可以说是汉代文论的一大特色。无论是受谶纬神学影响的汉代作家，他们所追求的对神秘世界的向往以及“虚妄”浪漫的写作，还是受经（史）之“实录”精神影响的文论家如司马迁、班固、王充，他们对文学真实性、实录的要求，都是与汉代经学有关系的。由于这些文论家主要从经学框架内思考文学，自然影响了他们对文学自身特点的思考。如王充，因反对谶纬神学影响下的文艺审美观，他也反对文学艺术中的夸张，认为夸张也属于“虚妄之言”，不是“实事”，他在此混淆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由此在否定“虚妄之言”的同时，把艺术夸张和艺术真实也一起否定了。这说明在汉代，对文学自身的思考还没完全独立，也不成熟。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文论家和文人虽然对文学自身的思考受经学影响很大，但经学与文学的区分在汉代已渐分明，原因与经学在汉代获得自身独立和至尊的地位有关。汉代的文论家大体上都能区分文学之士与文章之士。前者主要指研究经学的儒生，后者既指擅长一般辞章的文人，同时也包括子书及史书的作者。这在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及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得到鲜明反映。《别录》中区分了经传、诗赋、诸子等类，《七略》则修订为《六艺略》、《诗

赋略》、《诸子略》等不同类，《汉书·艺文志》即依《七略》而删其要。《后汉书》之《文苑》、《儒林》分传，即《经》、《文》分治之正式形成。可见，从文学观念发展演进来看，汉代的“文章”观念比起先秦实是一大进步。因为在先秦，文学包含了博学与文章两个方面，是文化之“文”，在其中“文章”的含义所占的比重很少。而汉代把文章（文）与文学（学）区分开，对文章的文学性认识加强了。汉代的文章观念一直延续到魏晋六朝。萧统编《昭明文选》提出要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选文之标准，而不选“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记事之史，系年之书”。而在汉以后的一千多年中，“文章”的含义大体还是和汉代接近的，这就是近人所谓的杂文学的观念。

汉代文艺理论家对文学的思考也不仅仅从经学角度。即使在一些从经学角度思考文学的文艺理论家身上，对文学的作用和功用的认识是复杂甚至是矛盾的，如汉初的司马迁一方面从个人的遭遇及其文学传统提倡“发愤著书”，另一方面又受经学政治化影响，提倡写作要对封建帝王歌功颂德；再如西汉末年的刘向，作为经学家的他强调文章皆合六经之义，但作为文学家的他又隐约感到文章另有别于六经的特征存在，如此等等。这显示出了汉代文论有它自身的纷繁复杂性，这种纷繁复杂性一方面来自于六经中《诗》和《乐》既是经学又是文学，另一方面也来自于汉代的文艺理论家即是经学家也是文学家，在谈论到文学为政治服务和社会教化作用时，往往是在经学的框架内论述，在论述先秦以来的文学传统及以及文学与现实关系时，他们又强调了文学自身的特色和先秦以来文学的传统——《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美刺”传统。这方面如东汉的班固，他既肯定了汉乐府“缘事于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强调文学“有补于世”，同时又在《白虎通义》中提出了文学产生于神明、道德的文学观。另外汉代文论纷繁复杂性的原因还来自于受到了道家思想和楚骚传统的浸润，这在刘安的《淮南子》、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扬雄的《太玄经》中窥其一二，也在司马迁、王逸对屈原写作的欣赏中得到印证。这说明汉代文论还处在孕育变化之中。

第二节《乐记》

一、《乐记》的成书二、《乐记》的贡献

《乐记》是西汉中期以前古代儒家论“乐”的综合性理论著作 …… 此处隐藏：1737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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