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 第二章(13)

模仿、复古与创新问题。在汉人的文学创作观念中，模仿成了他们普遍接受的一个观念。在汉代作家中，不但无文学才能的人，而且被称为汉赋代表作家的扬雄、班固、张衡等人。他们也都盛行模仿。据史书记载，扬雄好模仿，“（扬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聘云。”（《汉书·扬雄传》）扬雄好模仿的原因在于好古、乐道以及认为古作品最优。扬雄等人之所以这样想，乃因为汉代经学以孔子为圣人、以经学为权威，天下之道尽在五经之中，今人所要做的任务就是在经的框架内对经的注疏和对不变的道的体认，对古书的模仿就是让道得以再现。王充对儒家的经学思想以及由这种经学思想指导下的文学创作观进行了批判。他反对贵古贱今，他说：“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辩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辨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论衡·齐世》）王充认为判断文章优劣的标准并不在于时代的古今，而在于内容的真伪，“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论衡·案书》）王充还指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不断进步的，不能说“古”一定比“今”好，实际情况是“今”比“古”大大前进了。“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汉在百世之后，文论辞说，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义。庐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历岁，子孙相续??汉氏治定久矣，土广民众，义兴事起，华叶之言，安得不繁？”（《论衡·超奇》）王充以事实来有力说明，今应该胜于古。

反对复古必然要提倡独创。王充最赞赏的是那些具有独创的文人。他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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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篇中把文人分为好几类，一是“能说一经者为儒生”，一是“博览古今者为通人”，一是“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这些人虽然在学识广博上有差异，知识运用能力上有高低，文人胜通人，通人胜儒生，但他们基本上写作属于“述”的范围，只有“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的鸿儒写作才属于“作”的范畴，鸿儒有独立的见解，能创造性地写文章，所以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世之金玉”。而儒生、通人等只不过是“匿书主人”，“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不象鸿儒“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倜傥，可谓得论也。”他赞叹孔子乃大鸿儒，作《春秋》却不因袭鲁国《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刘向等虽善能“抽列古今，纪著行事”，也还是“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所以，王充对“作”给予了很高评价。

当然，王充并非就此反对向古人学习，否定继承前人的遗产。他说：“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论衡·正说》）“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可见，王充是主张博古通今的，希望在博古通今的基础上写出有生命力的作品来。

王充的文艺思想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史上曾产生过深远影响，特别是他对文学真实性的认识以及他的“真美”概念的提出给后世文论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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