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 第二章(5)

论的汇编与总结，最后结集大致于汉武帝时代。由于在成书的过程中，吸收儒家各家各派，故而《乐记》中前后内容多有相互抵牾之处。

从《乐记》的内容和传承来看，它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来儒家各派的文艺思想，特别是受到了《荀子·乐论》的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其中很多篇章如《乐象》、《乐化》、《乐施》、《乐情》的内容就直接来自《乐论》。《乐记》除继承《乐论》外，又广泛吸收《易传》、《管子》、《吕氏春秋》等内容。《乐记》也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如《乐记·乐礼》云：“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夫歌者，直己而陈德者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万物育焉。”（《乐记·师乙》）汉武帝时，董仲舒把“天人感应”系统化，并推广到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乐记》的部分理论显示了这一倾向。《乐记》内容庞杂，它从乐的起源、本质、作用及创作的心理过程，进一步谈到艺术欣赏与批评，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乐记》也不单单讲“乐”，由于《乐记》所说的“乐”带有一定的原始性，作者认识到古代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实际情况，“乐”是结合诗与舞而出现的，所以它的“乐”论，不仅关乎音乐，而且也涉及一般的文艺理论。

二、《乐记》的主要贡献

首先对音乐的产生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乐记》作者看来，以音乐为代表形式的“乐”，其产生的动力是由于人的情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是由“情”而起，而且主观情感的真诚与否影响和决定艺术的生命，“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记·乐象》）作者在这里明确指出，“乐”是情感的艺术，充沛深厚的真情实感，会增加艺术的感染力，而任何虚伪矫饰、为文造情都与艺术格格不入。《乐记》作者在这里坚持了音乐艺术的表情性。这是《乐记》文艺美学思想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同时，《乐记》作者还强调了情感类型决定音乐形象的个性特征：内心充满哀伤忧郁的，所制作的音乐是急促躁动的，内心充满快乐的，所制作的音乐是宽展舒缓的；内心充满温柔爱意的，所制作的音乐是柔和的。

《乐记》在探讨声由情而起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情”又是怎样产生的。原来是人的“哀乐喜怒敬爱”这“六情”感于外在客观世界而动：“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物也。”这里的“物”包括自然与人事两方面，不仅指自然物，也包括社会事物，《乐记》作者强调社会生活对音乐产生的影响，“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所以音乐里所包含的情感是社会状况的产物。以此稍作推广，不难得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结论。由此可见，《乐记》不但指出，因“物”动“心”，由“心”生“乐”的艺术生产过程，还进一步说明了它是广阔社会生活的反映。

其次是提出了音乐的社会作用：致乐治心，寓礼于乐。由于“乐”是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积极反映，具有重大的社会作用，古代统治者特别看重它，把它当作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乐本》篇说：“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乐”之所以能实现其政治目的就如以上所分析的：“乐”既然源于心，而“人心之动，物使之然”，那么作为接受者一方来说，他或她在接受作为客观物的音乐时也会感之而后动，而不同音乐的个性风格会给人们产生不同的思想情感，好的音乐会给人产生好的思想感情，统治者就可以通过对音乐类型和内容的规定来引导人们的思想感情，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唐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对此作了总结：“夫乐声善恶本由民心而生：所感善事，则善声应；所感恶事，则恶声起。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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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初则从民心而兴，后乃合成为乐。乐又下感于人：善乐感人，则人化之为善，恶乐感人，则人随之为恶。是乐出于人而还感人。犹如雨出于山，而还雨山；火出于木，而还燔木。故此篇（按：指《乐本》）之首，论人能兴乐；此章（按：指《乐言》）之意，论乐能感人也。”这说明了音乐对人心的洗涤和教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善乐感人，则人化之为善，恶乐感人，则人随之为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