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 第二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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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从而使汉代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官方经学轰然倒塌，并使越来越多的士人转向在《老》、《庄》学说中去讨生活。如著名经学大师马融亲自注释过《老子》，郑玄首开以《老》注《易》之先河，仲长统一再表白自己信奉老、庄人生哲学。这些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后人司马光曾不无感慨地总结说：“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跷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祸，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以随亡，不亦悲乎！”（《资治通鉴·汉纪》卷五十六）

三、经学语境中的文论思想

众所周知，五经曾经过孔子的编订，体现的是儒家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在汉代，五经的神圣化，无疑给两汉文论整体带上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无论是在文学的社会作用问题上，文学的批评标准上，还是在几次大的文学论争上，无不体现了这一特征。从文学批评标准来看，当时文坛流行的是儒家文学批评标准。这方面的代表论点有西汉末年扬雄的原道、征圣、宗经说。扬雄强调创作要合乎儒家之道，以圣人为榜样，以六经为楷模。儒家的经书也成了扬雄效仿的对象。汉代最大的文学论争也跟“独尊儒术”有关。这就是关于屈原作品的评价问题。汉初刘安（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22年）与司马迁对屈原及其作品持肯定态度，他们赞赏屈原作品的“怨诽”特色，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基本上推崇儒家忠信思想，肯定“怨诽而不乱”。西汉末年的扬雄和东汉初年的班固则站在儒家思想立场对屈原作品进行指责，认为屈原的作品是“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班固《离骚序》）。后来的王逸虽反驳了班固的说法，高度肯定了屈原的忠贞品格，但也是从经学神圣化的立场来看立论的：“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以诗取兴，引类譬喻”，“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楚辞章句序》）

汉代经学神圣化对文论的影响，还表现在汉代文论中由天道的一些属性推出文学艺术和美的属性。董仲舒从天道角度认为美的东西肯定是道德完善的东西，并进一步从形而上学方面深化了孔子在评判《诗经》时所提出的美善结合思想。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多次讲到了天或天地之美，在他看来，天的美首先在于“仁之美”，“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己，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第四十四》）天地之所以有“仁之美”，在于它终而复始，养育万物，而它所生长的一切都是为了用来奉养人，“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食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春秋繁露·服制象第十四》），天“不阿党偏私，而美泛爱兼利”（《春秋繁露·天容第四十五》）。这就是天的大仁之所在，也就是它的大美之所在。天在这里被人格化了，具有了道德属性。

董仲舒也提倡美的形态应以“和”的面目出现，因为天地之美的展开方式是以“和”的面目出现的。“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第七十七》）天地的“和”在于天地中阴阳二气协调统一，天地才能生产出奉养人的各种美好的东西。由于道之“和”，文学作品的创作也应以“和”的面目出现，“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举贤良对策·一》）董仲舒用自己的天道观进一步强化了孔子所提倡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文学批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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