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 第二章(3)

由于以董仲舒为首的汉代经学家为王权的合法性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得到了推崇，在这种经学思想影响下，汉代文论家表现出了对封建帝王迷信并为之歌功颂德。连“发愤著书”的司马迁也不例外，在他所撰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他提倡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罪莫大焉”。在疑为东汉初年卫宏所编撰的《毛诗序》里，作者认为文学作品是先王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东汉班固也主张文艺要为统治者“润色鸿业”，应当“宣上德而尽忠孝”（《两都赋序》）。就连颇有批判精神的王充在某些场合也极力提倡歌功颂德：“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记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论衡·须颂》）

四、 两汉文论概况

两汉时期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从总的方面来看，是先秦的继续，又是在先秦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

大体上，两汉文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西汉初到汉武帝前后是两汉文论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是道家文艺思想比较活跃的时期。象刘安、司马迁等，在文艺思想上都是以道家为主。特别是淮南王刘安所主编的《淮南子》，乃是体现这一时期道家文艺观的代表作。《淮南子》的特点是在承继先秦道家积极方面的同时，又吸收儒、墨、法等思想，一定程度上又避免了道家的消极思想。《淮南子》与道家一样崇尚天然之美，顺乎自然本性的美，“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求丑则不得丑，求不丑则有丑矣。不求美又不求丑，则无美无丑矣，是谓玄同。”（《淮南子·说山训》）《淮南子》也不否定人为之美，它认为美虽然存在于物的天然本质上，但人的修饰加工并不损害天然本质之美，在《修务训》篇中它以天下美人毛嫱西施为例，认为虽然她们天生丽质，但若她们“衔腐鼠，蒙猬皮，衣豹裘，带死蛇”，连布衣百姓也不敢正面看她们；若她们换另一种打扮，“施芳泽，正蛾眉，设笄珥，衣阿锡，曳齐纨，粉白黛黑，佩玉环揄步，杂芝若，笼蒙目视，冶由笑，目流眺，口曾挠，奇牙出，靥輔摇”，即使那些对自己道德有严格要求的王公大人对之也无不被其美色打动。在《淮南子》作者看来，美的本质是形与神的统一，是文与质的统一，这显然与庄子那种美在神不在形、荀子那种重质不重文的观点是不同的。《淮南子》重视儒家思想中人工、有为的部分也同样表现在它对老庄“虚静”、“物化”的评价上。它对先秦的老庄所提倡的“虚静”、“物化”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但是它又不象老庄那样强调只有“无知无欲”、“绝圣弃知”才能进入这种创作境界，它并不否定知识学问的作用。在论述到有无、形神、虚实、言意等关系时，《淮南子》同样以道家的观点为主，突出以无为本，注重神、虚、意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同样也不否定有、形、实、言的必要性，也充分肯定了其意义和作用。

《淮南子》吸取儒家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也表现在它对文学作品形成过程的看法上。《淮南子》把文学作品看作是“愤于中而形于外”（《淮南子·齐俗训》）的产物，显然受儒家思想影响。儒家认为文艺是人的内在情性之外在表现，《乐记》说：“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但《淮南子》又把“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的过程看作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如“水之下流，烟之上寻”，则显然又受道家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在汉初，不仅《淮南子》的文艺思想体现了以道为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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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结合的特点，如刘安、司马迁在对《楚辞》的评论中，也明显地体现了儒道结合的倾向。认同楚文化并受楚文化影响的刘安和司马迁给屈原的作品以很高的艺术评价，刘安既肯定了儒家传统文论重在发扬《诗经》的古典现实精神，也肯定了《楚辞》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司马迁着重发挥了道家对黑暗现实所持的愤世嫉俗精神，充分肯定了屈原作品中“怨”的特征，赞扬其志洁行廉的高尚品格。刘安和司马迁对屈原及其具体作品的评论，在同时代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并引起了后世激烈的争论，他们对不同于《诗经》传统的楚文化的肯定和赞扬，大大丰富了中国古典文论的内容，而他们对屈原和《楚辞》的认同是跟他们的道家思想分不开的。难怪坚持正统儒家文艺思想的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赞》），并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了否定。

西汉初期道家文艺思想的流行还表现在其他文艺论著中，如贾谊的《吊屈原文》、陆贾的《新语》、韩婴的《韩诗外传》等。西汉道家文艺思想发展中的新特点直接启示了魏晋玄学的文艺观和美学，成为庄学文艺美学向玄学文艺美学过度的中介。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行，儒家思想渐渐地在官方那里获得了独尊的地位，道家文艺思想也就明显地衰落了。汉代文论发展也进入了第二阶段。

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到东汉章帝亲自发起的白虎观会议是汉代文论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儒家文艺思想发展的极盛与高潮时期。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儒家思想也成了指导当时文艺创作的唯一原则，产生了如代表汉代儒家文艺思想纲领性著作的《礼记·乐记》和《毛诗序》。《乐记》的基本思想来自《荀子》的乐论，同时杂有汉初阴阳五行说的音乐思想，这大概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儒学有关。《乐记》认为，音乐乃是王道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的功用在于“治心”以达到人们改恶从善的目的。《毛诗序》则直接提出了诗歌要起“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诗歌创作要合乎“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原则。诗在讽谏方面要“主文而谲谏”，目的是要以十分委婉的方式，在统治者所允许的范围和可接受的限度内对他们进行批评。另外，还要对统治者歌功颂德，“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这一时期文论的主要代表是西汉末年的刘向和扬雄，东汉初的桓谭、王充和班固。此期的文论家虽在坚持儒家思想方面有不同的立场和倾向，如儒家立场比较坚定、理论也较为正统的刘向和班固；对正统儒家思想有些疏离、处于矛盾当中的扬雄，以及不喜儒家章句之学，思想特别活跃，且常常批判“俗儒”并对正统的儒家及谶纬神学进行质疑和反思的桓谭和王充，但这些的差异都是属于儒家内部的，在文论的基本倾向方面，他们同属儒家理论体系。刘向和班固继承了先秦儒学的教化中心说，只不过刘向是今文经学家，他的美刺“谴告”说更多受董仲舒的影响，其文论也具有了一定的开放性，如把“诗言志”扩展为“作诗明指”（《列女传》卷一《齐女傅母》）、“作诗明意”（《列女传》卷四《召南申女》）、“作诗讥刺”（《列女传·卫寡夫人》）。班固则倾向于古文经学派，受《毛诗序》和《乐记》的影响更大些。刘向要求文章应“晓合经义”（刘向《晏子叙录》），还以儒家经义解非儒之作，认为“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列子书录》）班固论诗赋则要“尽忠孝”、“通讽喻”，以之为“雅颂之亚”（班固《两都赋序》），这明显继承了《毛诗序》的“美刺”理论。东汉的桓谭与王充则更多发挥了对儒学尤其谶纬之学的怀疑和批判。桓谭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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