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 第二章(10)

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法言·吾子》）

“诗人之赋”指合乎于“诗三百”的创作精神的作品，包括屈原的创作在内。它虽与“辞人之赋”的共同特点是讲究文饰，要求“丽”，但它的“丽”合乎“则”，合于法度，而后者的“丽”是过于雕琢缛采，变得文辞泛滥放荡。由于“丽以淫”的作品不切实用，无益于教化，扬雄对此持否定态度，他对“丽以则”的作品则持肯定态度。扬雄的批判确实切中了当时汉赋创作中仅关注靡丽形式而不重思想内容的某些不良倾向。

扬雄还对言语与书籍的联系与区别，以及言语、书籍与人的思想活动的关系作了深入思考。他承认，人拟表达的不能完全反映心的一切活动，而所表达出来的又往往辞不达意，“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法言·问神》）扬雄大概受老庄言不尽意论的影响，再加上他自己作赋呕心沥血以致病到的经历，得出了上述的结论。魏晋的陆机在《文赋》中也提到“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与扬雄这方面的感受很相似。另一方面扬雄认为言还是能尽意的，只要人们洞幽察微，通过事实的细心检验，那么言中情意、书中事理自然呈现，“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无验而言之谓妄。君子妄乎不妄！”（《法言·问神》）人类尤其圣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天地神明而不测者，心之潜也。犹将测之，况于人乎？况于事伦乎？??神所在，潜而已矣。??心其神矣乎！操则存，舍则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圣人乎！”（《法言·问神》）因而，即使天地神明，我们也可认识，原因在于人尤其圣人的无限认识能力（“心之潜也”），以及可“验”的具体事实。

扬雄还谈到了言与书的区别与联系。“面相之，辞相适，捈中心之所欲，通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左口右昏，念hǔn），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法言·问神》）扬雄指出书籍是记载古今的事理，天下古今的事物都可通过著作得到流传，书籍成了传达、交流人们思想感情的重要工具，而言主要表现在人与人当面之间的交流。扬雄在此指出了书和言的不同，一是有声的，一是无声的；一是当时在场的、面对面交流的，一是可相隔千里、跨越时空的。它们都是人内心世界的窗口。扬雄对言与书的区别与联系的论述是精辟的，他开启了这方面研究的先河。

第七节 汉人对屈原的评价问题

一、淮南王刘安与司马迁 二、扬雄与班固 三、王逸

西汉前期，贾谊、刘安、司马迁都给屈原辞赋以很高的评价。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年少才华出众，二十出头，便获文帝之赏识，但不久因文帝听了谗言疏远他，他被贬到长沙数年。因自身遭遇与屈原相似，贾谊在《吊屈原赋》中对造成屈原悲剧命运的黑暗社会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对屈原自沉汨罗江的选择表示了沉痛惋惜和感慨，认为屈原还未做到“远浊世而自藏”。

一、 淮南王刘安与司马迁的评价 刘安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见班固《离骚序》引）。司马迁承刘安之说，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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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全面吸收了刘安的观点，而且在此基础上还把对屈原的作品评价由道德领域拓展到诗学领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在这里，司马迁把屈原在《离骚》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品格概括为“志洁”、“行廉”。正因为屈原有着这样的高尚品格，所以他创作的《离骚》才具备了相应的艺术特点：“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这样，司马迁在评价屈原作品时是把道德评判和艺术评价有机结合了起来。

司马迁之所以对屈原评价很高，乃在于他自己有着与屈原十分类似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人生经历，因而他体察到了屈原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报国无门、怀才不遇、遭小人谗害时的痛苦：

“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列传》）。

司马迁认定《离骚》的创作动机来自屈原内心的怨愤之情。以此为出发点，他联系历史上很多作品，认为“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二、扬雄与班固

西汉末年的扬雄和东汉前期的班固在评价屈赋的内容、风格乃至屈原的人生准则和生命态度等方面与上述诸家有着不同的意见。《汉书·扬雄传》述其创作动因说：“雄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扬雄对屈原的文学才华评价很高，高过他对自己常常效仿的作家司马相如的评价。扬雄评价屈原的赋是“诗人之赋”，又说“赋莫深于《离骚》”。扬雄对屈原的悲剧结局是充满痛惜的，并为屈原在《离骚》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所打动，以致于到了读之痛苦流涕的地步。他对屈原的“责怪”是包含惋惜的，他“责怪”屈原不会为时势而变通，既然楚王昏庸不堪，宠信谗佞，屈原在这种情况下不该执着于楚国，而当效法孔子周游列国，更无必要自沉汨罗江，而应避世全身，等待时机，即“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认为屈原思想里少了些道家的全身远害，以及儒家的进可治国平天下、退可独善其身的观念。有些后世论者认为扬雄不理解屈原甚至是对屈原的否定。宋代朱熹在《楚辞后语》卷三中斥扬雄是“屈原之罪人”，《反离骚》乃“《离骚》之谗贼”。明代异端思想家李贽则认为扬雄是挺理解屈原的：“《离骚》，离忧也；《反骚》反其辞，亦甚忧也，正为屈子翻愁结耳。彼以世不足愤，其愤世也益甚；以俗不足嫉，其嫉俗愈深。以神龙之渊潜为懿，则其卑鄙世人，驴骡下上，视屈子为何物，而视世为何等乎？盖深以为可惜，又深以为可怜，痛原转加，而哭世转剧也。”（《焚书》卷五）

东汉的班固在《离骚序》中则鲜明地表示了对屈原及其《离骚》的否定态度：“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作为正统的经学家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乃是因为屈原在《离骚》中大大张扬了自己的个性情感，而这是不符合汉代经学所提倡的“发乎情， …… 此处隐藏：1135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