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 第二章

第二章 两汉经学时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

第一节

概 述

一、汉代的政治文化结构 二、士人阶层的对策 三、经学语境中的文论思想 四、两汉文论概况

────────────────────────────────── 汉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儒学在这个时期由一种百家之说上升为据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经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选官制度成为统一知识阶层思想的主要手段。文学观念也受到时代文化精神的直接制约。

一、汉代的政治文化结构

汉初，国家虽然统一，但战争的创伤还未过去，整个社会需要安定，故执政者适应当时社会之需要，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以黄老之术治国。

及至文帝景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富庶，渐渐恢复了活力，先前所提倡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已不合时宜。尤其是面对经过休养后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人的欲望的激增，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地方诸侯势力的极端扩张等等问题，更需要有新的法度和纲纪来统一全国的思想和行为。特别是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先前困扰中央政府的功臣、外戚、同姓三种势力的纷争也缓和下来，中央政府的统一权威已开始确立，而边境匈奴的骚扰因先前的忍让而变本加厉，在国力日趋于强盛之际，汉朝也有必要向匈奴出击以示国威。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文化政策之变革已势在必然。钱穆先生曾对当时的社会形势做过这样的分析：

“及于景帝，既平七国之变，而高庙以来功臣亦尽。中朝威权一统，执申韩刑名之术，若可以驱策天下，惟我所向。然申韩刑名，正为朝廷纲纪未立而设。若政治已上轨道，全国共遵法度，则申韩之学，亦复无所施。其时物力既盈，纲纪亦立，渐臻太平盛世之况。而黄老申韩，其学皆起战国晚世。其议卑近，主于应衰乱。惟经术儒生，高谈唐虞三代，礼乐教化，独为盛世之憧憬。”1

正因为如此，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孔子所编订的五经，立王官之学，置经师以统一全国言论，加强中央集权。在选举政策上，将解读经书与仕宦利禄结合起来，择士首重儒生。这一系列政策的推行，有力地确立了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然而，汉武帝虽然尊崇儒术，但对于当时儒家以外的各家学说，也还是能兼容并包的，并未采取强制性的取缔措施。吕思勉先生曾指出：“汉崇儒之主，莫过于武帝。其为治，实亦儒法杂。”2武帝死后，昭帝、宣帝也能综合各家思想。比如宣帝曾公开宣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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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秦汉史》，第9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吕思勉：《读史札记·儒术之兴下》，第6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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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政乎？”（《汉书·元帝纪》）。儒学势力之大盛，始于西汉后期，元、成诸帝独喜儒术，故儒生人数空前激增，经学遂达昌盛。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当时经学的流行：“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依据。”

武帝时初创的太学人数才五十余人，宣帝时增至二百余人，元帝时增至一千人，成帝时增至三千人。到了东汉中后期，太学生人数竟达三万多。然而，在东汉中后期经学表面繁荣的背后，实际上已蕴藏着衰败的危机。一方面社会开始动荡不安，灵帝时（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大起义。农民起义被镇压后，形成了全国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皇帝已丧失权威，成为地方诸侯的傀儡，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另一方面，宦官与外戚又开始专权，他们自然对因经明行修而进入仕途的儒学之士进行排挤打击，因此，东汉中后期伴随着仕进之路堵塞、皇权对经学士族的疏远和对宦官外戚的倚重，刘氏王朝也就日见衰微了。在这“礼崩乐坏”的时代，儒家的章句之学被鄙弃，红极一时的经学开始受到皇权冷落，先是汉安帝“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其后桓帝崇奉老子和佛学，灵帝则别立鸿都门学，以书画诗赋技艺进士。伴随着上述大一统政权的崩坏以及社会的分崩离析，作为全国政治思想文化基础的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不少士人阶层由政治上对朝廷的失望，发展到思想上对儒学独尊的信仰危机，儒学已不再受世人青睐，两汉的经学走到了尽头，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二、士人阶层的处世策略

汉初政府在政治上采取诸侯地方封王自治政策。在经济文化领域采用休养生息政策，好黄老之学。汉初秉承先秦之遗风，诸侯王皆喜欢聘四方之贤士，王侯贵族养士之风尚存，当时以养士著称者有南方的淮南王和北方的河间献王。《淮南子》就是淮南王和门客一起编订而成的。

汉初，自战国以来的百家之学，稍得势于中央政府的，只有黄老之学和申商之术。黄老之学主张一切因循而行，清静而无为；申商之术主张循名责实，尊上以守法。这两者表面上颇有差异，而情理上则相近，这也是司马迁以老庄申韩合传的原因。正因为中央政府的提倡，所以汉初寄居在诸侯王门下的那些士人就可以放胆讲论道家之思想，《淮南子》一书的编撰和流行，说明了这一点。

而此时的儒家仅在民间和社会下层流行。汉初文帝时虽设有《诗》博士，景帝时设有《春秋》博士，但朝廷不以儒家为治国思想，对儒生也十分轻视。这种局面到汉武帝时才有所改变。汉武帝为了重用儒生公孙弘，特先封他为侯，然后再拜其为相，“自此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史记·儒林传》）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阶层也由此而渐渐形成，此时的政府也成了士人政府。这些士人主要由儒生和文章之士构成。他们积极介入政治生活，尤其影响国家思想政治文化方面的建设。东汉初年班固在《西都赋序》中曾描述了他们在政治文化领域中的作为：“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芋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对汉武帝以后的士人来说，他们一方面为有机会给国家出力、为朝廷服务而高兴，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统治者吸纳他们进入朝廷乃是要他们完全效忠于皇帝、完全为汉代政治服务，这又给自身欲坚持孔子所开辟的士的道统提出了难题，因为道统与政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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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某种对立性的。为回应当时政统与道统这样不能兼顾的二难处境，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之士采取了与先秦儒生不同的举措，并创造性地对先秦儒家思想进行改造以适应那个时代。

董仲舒等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不能直接搬用儒之道统，这样做会招致杀头的危险。另一方面，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人，要恢儒家思想在社会上的地位，董仲舒希望执政者能接受儒家所主张的仁政和德治。为此，董仲舒在两方面作了努力。

首先，为了满足统治者专制政治的需要，董仲舒提出了王者是天之子、代天而治的思想，为君权神授理论提供了哲学依据。董仲舒治的是春秋公羊学，本来，非天论的春秋公羊学的方法论是追究《春秋》“笔法”，发挥出《春秋》经中隐藏着的微言大义，探求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与人类活动的原因和动乱，进行道德审判，从而为现实中的统治者提供历史的统治根据。这样的春秋公羊学在历史论议和道德审判中，虽有个先入的道德理念（即儒家伦理道 …… 此处隐藏：4245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