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瞭望时评第13期(5)

针对“欠发达地区改革无优势”的疑问，曾在睢宁、神木、顺德等地调研过当地改革经验教训的汪玉凯则认为，欠发达地区的改革有三方面的后发优势。

“首先，改革像是在白板上画画，可能不受太多条条框框限制，可以走出一条新路；其次，可充分吸收发达地区改革的做法和经验，可结合地域实际和此前经验，少走弯路；第三，欠发达地区推进改革就像一个支点可以撬动地球一样，如果把体制机制理顺了，迈出关键步伐，对经济社会发展意义更大，也就是说改革成果的?诱惑力?加强。”

从广东省编办的角度出发，还有更深的考虑。“顺德是发达地区，市场化程度高、思想比较解放、改革环境有利。”刘光大说，“濠江属欠发达地区，其改革对粤东西北更具普遍意义，虽然在改革动员、方案设计、过程推进方面要花更多功夫，但若达到预期效果，对广东全省各地的借鉴意义和辐射力度就更大了。”

前途光明，还是阻力重重？

“这是我看过的众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里面最好的一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黄挺说，“顺德和濠江的改革如果能?比翼双飞?，那么对于广东乃至全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都有借鉴。”

陈天祥认为，濠江改革方案的创新多、力度大，且具体措施可行，如要求工资福利待遇、财政拨款项目、政府购买项目信息完全上网公开，不同于一些地区在预算公开方面“半遮半掩”的表现。

然而，即便是态度乐观的黄挺，也对改革的前景表示出一定的担心。毕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处于攻坚克难的阶段，用陈鸿宇的话说，“现在剩下的全是硬骨头”，一旦涉及不同阶层和利益团体的利益和权力划分，改革必然会遇到阻力。从上世纪80年代就参与推动改革进程的黄挺，说起前六次机构改革的过程和结果仍感到遗憾：“精简又膨胀，膨胀再精简，陷入死循环。”

改革的阻力何在，改革者相当清醒。濠江区区长邓夏思坦言，“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

为了赋予濠江准地级市社会经济执法的权限，汕头市一级很多部门的职能必须下放，直接涉及改变市区两级利益格局的问题，濠江自身也要放弃原先具有的许多管理权力。邓夏思说，2011年底前，濠江要将区权限范围内的行政审批、许可事项精简50%以上，并将更多行政审批、许可事项改为登记、备案制，“会触动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

对于平时高呼改革但对改革自身保持沉默的人，李锋形容为“叶公好龙”。为表示改革决心，李锋23日公开说，“对那些为了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而敷衍了事甚至阻挠改革的，要按照党纪政纪严肃处理，希望大家不要当历史的罪人。”

为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乃至倒退，汕头市正未雨绸缪，准备以法治方式来奠定改革基石。林广华说，濠江区建议利用汕头经济特区的立法权，由汕头市人大常委会出台汕头市与濠江区职责关系暂行条例或办法，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明确市与区的事权划分和调整程序，这也可能是在全国开创政府间职责关系法定化先河。

研究者也从各方面给当地政府“支招”。陈鸿宇建议，当地领导对改革要坚定不移、无私无畏，推动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形成共识与合力，不要因扯皮和争论影响改革进度，“其次是努力做好群众工作，让群众知道改革是为其谋利，借助民众的压力对冲改革的阻力。”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吴克昌认为，除了通过立法固化市区两级职责之外，希望濠江改革能加大配套措施建设，“很多改革不了了之甚至倒退，往往是因为外围环境没有改变，旧体制易于复归。”

“除了吸收顺德经验，濠江应放眼全国，县级改革的地方和成果很多”，汪玉凯举例说，“比如江苏睢宁如何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浙江富阳如何进行财政预算变革，陕西神木如何通过全民免费医疗改善民生，都值得学习。”

慎放试探性气球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3期作者/本文总字数：989字

近日有媒体报道，国税局相关人士透露，个税起征点将提高为2500元或3000元，9级

累进税率将改为5级，税率从最高45%降到40%。此消息引起网民一片“倒”声。绝大多数人认为在目前物价直升，百姓收入增速赶不上GDP增速，更赶不上财政收入增速的情况下，个税起征点应该定在5000元较为合适。

这一消息，是不是国税局通过媒体向公众放出的试探性气球，尚难有确证。但是，近年来一些公共政策的制订和出台之前，相关部门通过媒体放试探性气球，看看公众的反应，再定取舍，这可以说是一种执政进步。这至少表明，决策机关心中有公众，把公众的反应当点事。

实则，放试探性气球，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是政府甚至企业与公众互动的一种基本手段。而我们用这种洋玩意儿，历时不长，经验不多，有时难免会出现一些尴尬。有的试探性气球，引起了社会恐慌，甚至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弹，引起了一定程度上的阶层对立。这就提醒相关部门，放试探性气球要慎重，不能随心所欲，想怎么放就怎么放。

大抵说来，一些与公众利益关联度高，影响面大，需要达成广泛共识的公共政策，在经过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政策基本成型的情况下，是可以放出试探性气球的。但是，一些可能会引起公众恐慌，甚至恐惧的信息，则不宜放试探性气球。

归根结底，放试探性气球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的运用，是有前提的。前提之一，是相关公共政策的制订，不能违背程序正义，不能像有的听证会那样，以选择过滤的方式扭曲民意，徒有表面上的程序正义，实则在一定意义上是欺骗民意。

再有，如果公共政策的涉及面宽，民意的选择面应尽可能大一些，要广泛倾听和吸纳政策所影响到的方方面面的民意。既不能搞“点菜式”的民意，也就是只选择那些政策受益者的民意。也不能搞“盆景”民意，也就是小范围，甚至象征性地找几个利益相关者聊聊天，就说是了解了民意。

而最根本的前提，是决策者的立场，必须是群众立场。只有起心动念之间，都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心诚意地想着如何把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如果以这样的立场制订政策、做决策，再辅之以正确的方法和手段，政策和决策就不大可能偏离群众的期待，就能够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就不大可能出现大的实施阻力，就会最大限度地降低执政成本。这样作出的政策和决策，放不放试探性气球，似乎都不重要了。

“半截予”的产业化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3期作者/本文总字数：989字

双汇集团卷入“瘦肉精”丑闻，把整个肉制品加工业拖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诚然，在每一次食品安全事件的背后，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监管不力的因素。但无论是已经破产的“三鹿”，还是今天深陷漩涡的双汇集团，和昔日的“毒大米”、“地沟油”事件主角相比，都具有明显的不同。面对这种“大块头”企业的沦陷，仅仅归咎于监管失职，无助于拨开云雾发现真相。

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绍，目前集团的自建养猪场一年出栏生猪约为30万头。而其官方网站资料显示，集团每年消化生猪在3000万头。换句话说，这家号称国内最大的肉制品加工企业每年肉类深加工所需的绝大多数原料，都来源于基地以外的各种规模的养殖场（户），甚至是散养户。

毫无疑问，以农业产业化的标准来看，这种“公司十农户”的对接模式只是在加工环节实现了“半截子”产业化。而处于整个产业链上游的生产环节，由于是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势必难以实现标准化，由此导致在源头就埋下了食品安全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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