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宝琳的比较文学方法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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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文學與資訊學術研討會會前論文集

學研究上皆非所宜，因為膚淺的類比或技巧的比較，往往忽略了最基本的文化背景問題，而移植西方文論以為中國文學研究之用，又受限於研究者思想的武斷排他偏見，未能真正達到理論本身的開放境域，也就無從體味方法理論的思辨價值。相較而論，「遠視比較」最能吸引人也最為便利，「西論中用」如能知本求新的地步，在比較兩種不同文化體系的文學或藝術作品時，我們並非棄傳統於不顧，一味地去追求西化，而是將文學現象研究與文學詮釋連繫在一起，超越了國界或文化的畛域，我們便能獲得一種雙重的和開展的理解。最後，在綜述這兩種比較文學研究取向的利弊得失後，孫氏乃建議我們不妨參考以下的觀點：

當我們根據中西方各自文化傳統來詳細研究具體文學作品時，結構學理論以及許 多批評理論，對比較文學研究都會起到相當大的作用的，比較文學家不應當將中 國文學僅僅看做受惠於西方文學而促進自我反省的東西，或者是對西方理論以有 利可圖的東西消極接受，而應當將中國文學看做本身值得研究的東西。中國人的 經歷可能是東方最偉大傳統之一，它能夠積極地向有關文學本質的西方最基本的 假想提出挑戰，並能使這些假設變得更加豐富。52

二十一世紀已經是全球化的時代，如何走出文化的封閉圈，迎向開放而多元的社會，應該值我們努力思索。張隆溪教授認為只有透過跨文化閱讀的視角，東西方的文學和文化比較研究，不僅可以展現這兩大傳統在觀念和主題上的契合，同也能夠獲得批評上的洞見，他說：「如果不超越單一文學傳統有限的視野，我們就不可能有開闊的眼光，來縱覽人類創造力的各種表現和無窮的可能性；而我們一旦跨越文化差異的鴻溝，有了開闊的眼光，再回過頭去反觀許多文學作品，就會發現有些東西我們過去竟然沒有留意到，也毫無批評的意識。」53周發祥在《西方文論與中國文學研究》一書裏詳述「西論中用」的各種方法，他認為北美漢學家的比較文學研究，以實踐批評的成份居多，且富於類型論的色彩。其實，西方文學批評術語往往也適用於中國詩歌的詮釋，不是不能援引之以為參照闡發，而是看你如何正確地使用文學術語來解析作品。54周發祥論及西方漢學的第十八卷第七期（Dec.1989）：66-67.

52 Cecile Chu-chin Sun. “Problems of Perspective in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3.4 (Dec. 1986): 547. 中譯引自孫筑瑾作、劉介民譯，〈中西比較文學研究中的「近視」與「遠視」〉，《中外文學》，第十八卷第七期（Dec.1989）：78.

53 張隆溪著，《同工異曲：跨文化閱讀的啟示》，（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4。

54 周發祥曾經撰文論及「國外漢學」的定義與蘊涵，並探討了它和比較文學的異同，請參閱楊乃喬編著，《比較文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60-162；另外，有關如何從比較文學的觀點來切入中國文學之研究，請參閱李達三，《比較文學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2年），頁197-213。袁鶴翔，〈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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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寶琳的比較文學方法論

“西論中用＂現象，曾經提出中西碰撞的幾種典型方式：「（一）根據中國文學建立新的理論；（二）根據中國文學修正西方理論；（三）兼用中西兩種理論與方法；

（四）直接運用。」周發祥認為“西論中用＂有下列五個特點：「（一）多方參照，廣做比較；（二）學科間互相融合、滲透；（三）視角靈活多變；（四）著重形式研究；（五）極力追求科學化。」周發祥相信西論中用＂的借鑒意義在於：「（一）開闢檢驗西論的新途徑；（二）充作中國文學研究的借鑒；（三）開闊比較文學的視野。」最後，周發祥從以下五個方面來闡釋比較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關係：「（一）影響研究關注歷史；（二）平行比較是針對中外文學進行證同辯異的研究，包括分辨同中之異或異中之同；（三）中國古典文學在內容、形式和藝術上的豐富性，也使它在跨越學科界限而溯源探流，襯托比照時充當研究對象；（四）比較詩學以“詩學”（即文藝理論）為研究對象，是兩國文學理論的比較，或者是文學理論與其他藝術、其他學科理論的比較；（五）對於我國學者來說，西論中用也有著特殊的意義和價值。」55

二十五年前，余寶琳在〈中國文學理論中形式的劃分〉一文裏論及西方形式主義文論的難題，以六朝和明清時期文學形式的劃分為例，來闡發觀照中西文學批評傳統中的形式主義，她指出中國批評傳統中「文、筆之辨」，也即西方文論中所區隔的純文學與質樸無飾之作。余氏指出，幾十年前羅曼 雅克慎（Roman Jokobson）便曾經說過：「文學科學的研究對象，不是文學，而是“文學性”，也就是使某一特定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東西。」因此，對這些西方的形式主義者而言，他們關注的是文學的技巧問題和文學本身的性質與範疇，他們也試圖區分詩歌語言和非詩歌語言的不同。職是之故，當今文類學研究中的重要工作，就是辨識作品的形式特徵，特別是西方的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興起之後，作品的形式區分是居於文學研究的中心位置。然則，西方形式主義者只考慮到文學文本中形式的因素，對此余氏認為：「在理論上這種劃分絕不可能由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家所勾勒出。因為他們賦予“文”以包容一切的概念，而且賦予構成和具體體現“文”的宇宙和社會的和諧以包容一切的概念。如果有疑問的話，任何時候都沒有作家會否認文學的教化功能，或者宣稱文學能夠獨立於形式之外。」56余氏深知在此無法以西方意義的「形式主義者」來看待中國的文論家，文、筆究竟為何物且如此怪異，正如張隆溪所曾質問的一樣：「語言差異或許是文化差異中最為明顯的表現。 語言差異很可能被誇大某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的表徵，比較文學、方法、批評與中國文學研究〉，《政府遷台以來文學研究理論及方法之探索》（台北：學生書局，1988年），頁389-405。

55 周發祥著，《西方文論與中國文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

56 “Formal Distinctions i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 ed. S. Bush and C. Murc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30-31；中文譯文引自馮若春著，《『他者的眼光』－論北美漢學家關於“詩言志”“言意關係”的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頁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