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宝琳的比较文学方法论(3)

23過“時間－空間”的壓縮和不同地方跨距離的互動，以形成全球化的社區。」然

則，這種強調多元文化主義的全球化思維並非是真正的「世界大同」，它只不過是西方已開發國家的全球化，它背後的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的差距頗大，其間的認同和歸屬未可一概而論。在這種全球化多元文化的思維定勢下，比較文學又陷入身份認同的困境之中，反歐洲中心主義和反民族主義的論調既割斷歷史，也同時脫離了實際的狀況，造成比較視野中不必要的自我設限。新世紀的全球化應該強調多元文化共生，各民族和諧共處的關係，而這種思維也應該適用於比較文學，尤其是建構一種多極均衡的世界文學脈絡。另一方面，強納森 卡勒（Jonathan Culler, 1946-）卻認為比較文學所面對的困境正在於「它要不斷將體制以外的知識納入其中，」而正如思潮理論的發展情況一樣，他相信假如知識體系因此重新得到建構，比較文學便可算是成功，然而由於不斷重新構想的需要，讓比較文學註定是不會成功。24然而，卡勒也觀察到「比較文學似乎總是處於學科危機之中，但是同時向全球化與多元文化靠攏，它便已製造出特別的問題。我們不知道應該教些什麼。」25世紀之交的比較文學依舊有觀念的矛盾和衝突，不管此一學科走向何處，它總是與人文學的博雅精神聯繫在一起。總而言之，比較文學多年來的危機和焦慮感依舊存在，此一學科的許多觀念仍然有待辯護與修訂，但是在全球化的語境中持續更新變化，表現出兼容並蓄的開放和對話精神。

另一方面，1970年代的台灣比較文學曾經蔚為風潮，以台大外文系的《中 外文學》月刊，和淡江大學的英文學報Tamkang Review為主要的發表園地，當時許多比較文學學者吸取歐美的新知識，於文學研究方向群策群力，在理論上亦21 張英進著，〈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美國比較文學研究趨勢〉，《審視中國：從學科史蘇源熙著、何紹斌譯（Haun Saussy），〈關於比較文學的對象與方法〉，《中國比較文學》 孫景堯，〈比較文學的新一輪身份“漩渦”──兼談“反民族主義”與“反歐洲中心的角度觀察中國電影與文學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77-178。 22第五十六卷第三期，（2004年），頁17。 23

主義”〉，楊乃喬、伍曉明編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第一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33。

24 See Jonathan Culle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Last, “ in Haun Saussy,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47.

25 Jonathan Culler, “Comparing Poetry, “ Comparative Literature 53.3 (Summer 2001): 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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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寶琳的比較文學方法論

能取精用宏，並兼容並蓄地展現出實踐的成果。雖然比較文學運動後來盛景不再，但是其所顯示的磅礡氣勢，似乎凌駕前人且獨步一方，與西方所倡導的比較文學觀念最為接近。26袁鶴翔教授可說是台灣、香港及中國大陸比較文學的奠基者，其時尚有李達三、蘇其康、葉維廉、鄭樹森、周英雄、張靜二、張漢良、陳鵬翔、古添洪諸位先生的努力，才能讓中西比較文學的墾拓開花結果。袁鶴翔過去這三十幾年間所撰寫的中英文論文，泰半皆能觸及到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的根本問題，也為這一門學科的定義、範疇、觀念與方法提供他個人獨到的見解，值得我們參考。271988年，袁氏再回顧再展望中西比較文學，談起兩岸三地的比較文學研究發展，提到了兩種令人振奮也教人感到憂心的現象，他語重心長地說道：

這兩種現象，一屬於研究的趨向，一屬於研究的目的。前者著重的是方法和理論， 後者追求的是由一個口號所引起對前途的憧憬。在趨向方面，觸目的是從結構主 義起到解構主義，包羅了詮釋學、現象學、接受美學（包括讀者反應在內）、心理 分析學、馬克思批評觀（包括社會批評在內）、女性主義批評等等諸多引人入勝著 迷的理論。在目的一方面，「中國學派」和「比較文學中國化」等口號的出現，亦 使人有眩迷之感。這兩種現象令人亦喜亦憂，喜的是我們的學科研究，確實有澎 湃的發展，西方有的我們亦有。雖然我們是跟在人家後面走，但總可避「無知」 之譏，亦可自慰一番。憂者是這樣的做法，究竟會引導我們到甚麼一種文學境界？ 模仿而無創新，是否會像柏拉圖所說的，充其量我們只是模仿者，而我們的成績 亦次人一等？=而中國派或中國化的「假想」固然可嘉，但若自困於純模仿式的西 方理論運用中，而忽略了對本體文化或文學的深刻了解，並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 亦不能振興我們的文學或文學研究。高喊口號，固能讓我們有一時的快感，甚或 收到有限度的政治功效，但若無實質的表現，仍屬無益。我們當務的是有計劃和 遠見的研究，這種研究是要建立在對本體文化和客（異）體文化有深刻了解的基 礎上，進而打破狹隘文化主義的觀念，做到「求同知異，知己知彼」的地步。這 樣中西比較文學研究，才會成為一門我們可以自傲的學科。28

過去幾十年來，台灣的文學研究曾經為人所詬病，說他們喜歡趕時髦流行，老愛拿外國新興理論硬套在自己的文化傳統之上，因此常予囫圇吞棗、生澀不通26 參見李奭學，〈台灣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中西文學因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袁鶴翔，〈略談比較文學：回顧、現狀與展望〉，《中外文學》，第二卷第九期（Feb.1974），1991年），頁317-338。 27

頁62-70；袁鶴翔，〈中西比較文學定義的探討〉，《中外文學》，第四卷第三期（Aug.1975），頁24-51；袁鶴翔，〈從國家文學到世界文學－兼談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的一些問題〉，《中外文學》，第十一卷第二期（July.1982），頁4-22；袁鶴翔，〈從慕尼黑到烏托邦－中西比較文學再回顧展望〉，《中外文學》，第十七卷第一期（Apr.1989），頁4-34。 28 袁鶴翔，〈從慕尼黑到烏托邦－中西比較文學再回顧展望〉，《中外文學》，第十七 卷第一期（Apr.1989），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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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文學與資訊學術研討會會前論文集

之感。此種現象其來有自，出於學界的互動不夠，中、外文學學門的研究各行其是，少有溝通聯繫的機會。緣此，1976年古添洪與陳慧樺合作編纂《比較文學的墾拓在台灣》，該書可說是台灣第一本比較文學論文集，在序中他們即宣言說：

在晚近中西間的文學比較中，又顯示出一種新的途徑。我國文學，豐富含蓄；但對於研究文學的方法，卻缺乏系統性，缺乏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實可辨的理論，故晚近受西方文學訓練的中國學者，回頭研究中國古典或近代文學時，即援用西方的理論與方法，以開發中國文學的寶藏。由於這援用西方的理論及方法，即涉及西方文學，而其援用亦往往加以調整，即對原理論與方法作一考驗，作一修正，故此種文學研究亦可目之為比較文學。我們不妨大膽宣言說，這援用西方文學理論與方法並加以考驗、調整以用之於中國文學的研究，是比較文學中的中國派。29 此一學派的宣言真是令人動容，實施起來其實不易，贊成者固是深然其說，反對者亦期期以為不可。然則中西如何會通？中國學派借中西方理論來分析中國文學的作法，應該是出於當時對傳統研究方式的反動，本來也是無可厚非，但是如果一味以西方理論為中國文學的試金石，於套用詮解時無法周圓切合文本，恐怕就會引來「削足適履」之譏。然則如何對待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如何吸收西方文學批評方法？如何建構具有中國文化特點的現代中國文學批評？吸收西方文學批評理論，顯然仍是不可缺少的工作 …… 此处隐藏：3447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