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侃如《治理中国 - 从革命到改革》有感

中国的问题：源于历史，中国治理

这是我读完的第二本外国汉学家写中国问题的专著，第一本是傅高义的 《邓小平时代》，记忆犹新。对于历史，想先谈关于历史教育的两个小想法。第一，我中学年代历史学科分数很高，但是究竟学了多少，学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客观历史，我比较疑惑。第二，如果才能了解真正的历史呢？除非能够读到英文原著，否则如果只读中文版的书很容易就看不全面，至少得懂繁体字，因为就《邓小平时代》而言，相对于港版繁体和大陆版简体而言，就一些敏感事件的删减多达8000多字，删减之后就不是一本完整的专著了。我觉得读书不求猎奇，但求客观全面，就像老师所说，中国的学生就应该了解中国的问题。本文的题目是：中国的问题：源于历史，中国治理。前面三个部分中国现今问题的历史追溯，后三个部分叙述中国问题目前的治理方式。 一、 历史的产物：儒家、革命实践与党的组成

(1) 儒家是贯穿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给我留下了三个重要的印象：对“礼”的强调；2.对秩序的强调；3.对社会责任的缺失。

对于“礼”的强调，儒家一直都非常注重“循规蹈矩”，相比于法家的严刑酷律，当这种柔性的统治手法被统治者和学者上升到一种价值观、国家形态的高度，人人以“克己复礼”为荣，并且历朝历代加以强调、引导和延续，这种统治术成了人们自觉的用来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一直有少许留存到今天，例如对于读书做官的崇拜，对于长辈的至高无上的听从，村落族长式的治理等等，它是一种比法家的严刑酷律更加高明的统治术，是一种思想上的把持。同时，对“礼”的过分强调也是今天中国社会形式主义的来源之一，办公室文化中对上司的过分遵从以及升迁的“送礼”现象，行政长官视察时的礼仪队伍的规模足以彰显官威

和地方对长官的欢迎，写文章中的空话和吹捧等等，闻一多先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做了不说，做了再说”，而当社会充斥着还没做就开始宣扬的时候，社会的浮躁气息就会非常严重。同时，对于“礼”的强调，是一种软性的约束，当年轻人为了做到“合乎礼”的时候，我觉得就开始步入老年期了，带上老年人才会有的拘谨和深谋远虑，而不太敢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虽然它确实会让人觉得这年轻人很有礼貌，而且也不会犯错误，甚至都没有去犯错误的勇气，只要不去尝试，当然永远不会犯错误，因为“做多错多，不做不错”。于是，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实在堪忧。

对于秩序的强调，对“长幼有序”经典的案例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它是从道德上规范了君臣、夫妻、父子、师生等的关系。这种秩序只能是在宏观上相对稳定，而在具体微观层面则是不稳定而且是不公平的。当一个小孩年幼的时候，那么他很可能在各方面都排在秩序的末端，服从父亲服从老师，但是随着年龄渐长，他又可能变成父亲和别人的老师，是一种在秩序上的跨越，因此在年龄（时间上）存在着道德的投资，例如：如果小孩子小时候没学好，长大了地位高了的时候就存在为恶的风险，如果父母小时候没教好小孩，小孩长大后也可能对父母不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言传身教”的重要含义。虽说是在道德上，但是在封建朝代，道德在很多时候可以代替法律，执行法律的功能，例如放逐、拘禁和处死，在族长的同意下，在村落里德高望重的人（县令）的号召下，就可以强制他们眼里“不道德”的人。这种秩序，或者说是地位，赋予人的是权力（皇帝就在秩序的顶端，也是权力的顶峰），享有的是名望和尊重。这很容易让我联想到在古代印度也有类似的秩序或者说是一种对人更为严苛的分类，称为种姓制度，将人天生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只能从事自己天生允许的职

业，与同种姓的人通婚，社会阶级极其森严，而且种姓制度是一辈子的，甚至世代相传，他比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要严格得多，它引起的社会矛盾也会激烈得多，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缓和社会矛盾，出身低的人可以通过学习儒家学说表明自己的基本学习能力和对这一套秩序的无比服从来获得“鲤鱼跃龙门”的机会，跻身上层阶级，它打开了一扇让人能够通过后天努力改变出身不公平的窗户。关于种姓制度，还有这样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博士出身“达利特人”，属于低等阶级，在印度独立之后起草宪法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具体实施却异常困难，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在1956年，这位先驱带领50万达利特人全部该信佛教，不信印度教，才去除了种姓制度的压迫。

儒家思想对于社会责任的缺失，体现在那时候社会责任从不延伸到陌生人，而只是局限在自己的关系网中。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今年政府大力提倡“感恩”和“见义勇为”的精神以及提倡社会帮扶、赈灾捐款等来提高公民的社会责任感，而在中国古代传统精神中，是一种“防人之心不可无”加上“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价值观，因为不熟悉所以不知会不会帮了你将来会不会害我，以及去帮助亲戚朋友可能更加有利。据现代博弈论观点阐释动物间利他主义的动力在于存在某些有利于利他主义者的事物，包括他人的帮助，他人的间接互惠以及良好的声誉。当然，这不符合现代社会。

（2） 革命的实践经验：根据自己的概括，也分成：1.听党的军队；2.长征与延安经验；3.人民战争。这三个方面的经验，极大影响到中国后来的组织和治理模式，这是来自革命的产物，也是列宁氏政党的产物。

首先，拥有一支听党指挥的军队是非常强有力的，一方面是效率，一方面

是恐惧。我能马上联想到的是纳粹党在二战期间利用自身控制的冲锋队和党卫队代替正式国防军，对国内进行大清洗，一支效忠于党的军队对于巩固党的地位以及保证党对全国的控制是很有效率的；另一方面，军队成了执行党的决策的强有力的武器，能够扩大党的政策的执行度，即使有时候政策存在偏差，也无法得到政府的制约。

其次，长征和延安的经验尤其影响到了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治国方略，毛泽东是经过战火洗礼的人，对待战争与和平、国家与和平有着不同于和平年代出生的人的感悟，因此对于后来未经历过长征的人的观点和人，毛泽东有着天然的排斥，因为大部分打下江山的老领导中间凝结着的革命友谊是年轻人不能体会的。同时，长征对于毛泽东在塑造军队和党中塑造起个人的形象、展示其军事才能有重要作用，而延安经验则让毛泽东从心里相信政治动员的强大力量，能让南泥湾从一片荒野变成塞上江南，政治运动能促进人民的精神力量去激发劳动的效率，能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发动大跃进运动，在苏联撤走援助之后回到艰苦奋斗时期，而这对于我们现在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延安整风运动对于统一思想团结革命力量的经验也是促成毛泽东日后面对国内经济情况，将原因归结为阶级和矛盾，发动文化大革命去推动的原因，而我们知道，革命的经验和和平建设时期的经验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套用。

对于人民战争的理念，也是列宁式政党的产物，在中国垄断式革命史观中，这也被成为集中全国力量动员的优点。纵观全世界，能够全民皆兵发动人民战争还有朝鲜劳动党和越南共产党。这也是毛泽东在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之后，将各位老帅和大将分配到全国各地准备组织发动人民力量对抗强大的苏军，展开新一轮的游击战的原因。根据从革命中获得的经验，毛泽东

一直将这种经验延续到军队治理中，而革命性也是解放军的重要属性，即使在当代社会也是如此。人的力量一直被毛泽东认为是决定性的力量 …… 此处隐藏：2173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