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_贾康(6)

（五）加快实施结构性减税。

应以结构性减税作为现阶段宏观调控和财税政策的重点和亮点之一。结构性减税是激发市场主体“两创”活力并以经济杠杆引导结构优化、方式转变的代表性机制之一。税外负担的减轻需与减税相互结合与协调。税制的总体优化需在远景上按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发展目标模式，近景上适应各发展具体阶段上的要求与制约，纳入财政、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配套改革，积极有序推进。

“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在进口、中小微企业、创新活动、养老产业化等环节和领域的减税与税收优惠举措，应成为现阶段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并与资源税、房地产税改革等一并纳入财税改革的通盘设计。

（六）大幅减少行政审批。

减少行政审批应成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和基本取向，进而以实质性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特别是行政许可的制度改进，营造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降低交易成本，达到鼓励创业、创新，提高效率推进两化的综合效应。

我国各级政府大大小小的行政审批不仅导致各类寻租腐败行为，而且增加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未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不可能再主要指望产业政策对几个支柱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有企业的扶持来实现，更多的是需要通过广泛的创业和创新活动来实现，而这类创业和创新活动的主体，必然是遍布各地和各个产业的中小企业。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创业，必须大大减少不合理的政府行政审批项目，加强对私人产权的依法保护，花大力气改进企业的营商环境。国务院最近减少行政许可事项的改革，以及广东省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开展以“三打两建”为主要内容的建立具有国际水准的营商环境的努力，是一个有远见的开端，需要进一步深入。

（七）着力扩大中国对亚非拉地区的开放程度。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但由于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因素，2008年以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危机状态，其进口需求增速显著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且呈中长期化态势。而我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从1991年的79.6亿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3629亿美元，年均增长20%以上；中非贸易额从

1992年的105亿美元攀升至2011年的1600亿美元，年

均增长22%；中国与拉美贸易额自2001年以来年均增长30%，至2011年达到2415亿美元。

面对这一变化了的国际经济格局，我们认为，我国必须坚持和实施更加积极主动、更加能够体现比较优势的新型开放战略。以主动在海外设立投资基金方式投资欧美高技术密集地区的高技术企业，用股权整合国际高技术资源，以国际产业整方式支持国内产业升级，推动新兴产业的成长。在努力巩固与欧美国家经贸关系的同时，将更多的关注点和可用资源投入到亚非拉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过拓展外汇储备运用渠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两大动力，围绕“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运用“基础设施换资源”原理，积极探索将中国的资金优势、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优势、经济开发区建设经验与亚非拉国家的资源优势、基础设施需求、农业发展需求、工业化进程需求实施有效对接，并以其相关需求带动我国资金、人才、产品和技术“走出去”。

（八）适度扩大基于质量和效益的投资规模。

我们主张，在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不能简单批评“高储蓄、高投资”，也不能照搬套用欧美国家以消费促增长的发展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导致危机的根源），更不能认为消费产生的GDP才是高质量的GDP而投资产生的GDP是低质量的GDP，扩大投资并不必然导致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实际上，没有投资就没有供给，也就没有消费（除非象欧美部分国家一样靠借债、靠印刷货币、靠进口消费）；投资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国家经济硬实力的依托和就业的源泉，对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超常规的“追赶”阶段，投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尤为重要。从改革开放30年的实际进程和成效看，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不仅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相反这是中国得以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我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和结构，应当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逐步合理演进而不宜人为强力调整，更不宜直接套用早已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并进入后消费时代的美国的投资消费结构指标，作为中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的参照指标，否则容易导致错误的宏观政策导向，人为造成错失当前对中国较为有利的发展机遇。

中国投资领域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和增速，而是结构、质量和效益。从结构看，未来宜重点围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及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强度；从提升质量效益看，要大力深化改革投融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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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和金融改革，以创新投融资模式，引入多元投资主体，以公私合作伙伴（PPP）和政策融资机制，扩大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此外，对电力、公路、铁路、地铁、公交等具有正外部性且实行政府定价的公共性领域和医院、学校等准公共性或公益性领域，应树立“大效益”的理念，运用综合绩效评估方式，决不应简单以财务效益、是否亏损作为衡量其投资必要性、可行性的依据。

（九）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与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应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共同进步。

我们不主张“贴标签”式地讨论“国进民退”、“国退民进”问题，且“进”、“退”也不是仅体现在“领域”的进出、“市场份额”的高低方面。我们主张，要以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作为观察问题的着眼点，并以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核心思想作为衡量标准，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既不是“越公、越国有越好”（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有过惨痛教训），也不是“越私、越民营越好”（印度等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产权模式，以及上世纪苏东巨变后私有化形成寡头垄断，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发展，亦重蹈失败覆辄）。此外，从历史上看，中国明清时期、民国时期，没有什么像样的国有企业，全是民营企业、民间资本，也没有实现“强国富民”、社会公平公正的目标。

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与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各有其特点和优势，在当前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进入资本社会化时代且面临全球化竞争格局的条件下，观察国有企业的存在必要性、作用方式和空间，探索其有效管控模式，必须引入新的理念、转取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思维。

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具有依托或隐含国家信用、能够整合各方资源、规模经济、资本实力强、管理相对规范、社会责任感较强等优势，是政府调控经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调控、幅射力量和政策工具，特别是在某些从国家中长期战略看很需要但暂时面临市场缺损或发育不足的领域，其作用更显重要，但其也存在由政企关系界定不清或内部管理人员道德风险所诱发的盈利动机不强、不注重管控成本反而易持续抬高管理成本和福利、工资，运营效率偏低、服务质量较低等问题；民营企业具有市场嗅觉敏锐、机制灵活、客户观念强等优点，但其与生俱来的最大化逐利本性容易导致主要关注企业自身利益或局部利益、浪费资源、短期行为、压低劳工安全条件和薪酬、破坏环境、社会责任感不强等问题。我们主张，要通过扩大市场准入、加强市场监管、完善法律法规，发挥其各自长处，抑制其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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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构建国企国资、民企民资平等竞争，互为补充、双向良性互动的市场格局。国企国资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可逐 …… 此处隐藏：2513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