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_贾康(3)

2005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均突破了3%。虽然经过

调整两国财政情况有些好转，但对于突破限制的行为却没有任何惩罚性的措施，其他小国情况更甚。更为恶劣的是，很多南欧国家只是一心要享受统一的欧元所带来的低利率的好处，任意扩大政府福利开支和放任市场调节来寻求执政者任期内的“得分”。作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希腊，为了尽快达到加入欧元区的标准，甚至通过投资银行的帮助利用金融手段对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作假”的包装，使得希腊得以在2001年顺利加入欧元区，这一伎俩直至新政府上台发现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到来再也无法隐瞒的情况下，才被公之于众。而且，希腊长期以来消费过多，社会福利负担过重，财政赤字长期无法实现“马约”的要求，终于出现了当下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况。

日本的教训更是深刻。在面对20世纪60、70年代大规模顺差和升值压力时，日本本应主动进行政策调整。但是，按照日本中央银行前副行长绪方四十郎的话说，当时日本“社会心态膨胀，对日本经济过于自信，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心理膨胀，政策决策者们开始变得傲慢，听不进外面的意见，本该主动从自己的角度早做政策调整，但调整的严重延迟，最终导致日本当时无力应付国内市场运行和国际政治的双重压力，最终做出了被动性调整。而那之后，我们其他的经济政策调整(如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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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供给管理应以推动机制创新为

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

其实中国特色的新供给管理在过去三十多年已在客观的孕育过程之中，主要内源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寻求现代化的历史命题。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我国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正是“摸着石头过河”与阶段性推进的“顶层设计”相结合的过程。自上世纪80年代

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召开过三次意义重大的“三中全会”：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富有远见地断言，“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指出，“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必须认真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认真研究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同时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中央认为，按照党历来要求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思路，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来加快国内的改革发展，是当时强调“战略机遇”的主要着眼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加快内部经济改革的同时，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逐步建立一整套基本市场经济制度，也为此后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其间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需要强调指出，近些年中国经济、社会伴随着“黄金发展”而来的“矛盾凸显”，已使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下制度供给的所谓“后发劣势”有所暴露，改革进入深水期和既得利益阻碍明显的胶着期，亦成为难度明显加大而又时不我待的改革攻坚期。

在以转轨为主题的中国式供给经济学中，必然需要有精细化的思考。前已述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中，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先后有一些学者在扩展的意义上讨论“供给管理”，这一视角下所讨论的重点，是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以及以制度供给创新衔接中长期目标的宏观调控创新。所体现的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的“中国特色”其来有自。

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已有长足进步的同时，渐进改革的难度也已明显上升，尚有不少深层次问题有待通过经济理论上的明晰而形成共识，以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在目前阶段，一系列的“两难”和“多难”式问题，以及结构优化、方式转变已被多年重视而又迟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等问题，固然有客观原因，但在

缺乏理论指导方面的因素不容回避。没有一个以改革为核心的充分注重于供给方面的经济理论来指导改革，就难以达成清晰、理性的配套推进思路，并凝聚社会共识。攻坚克难的实质性改革能否得到真正推进，将决定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命运。

四、从供给端入手推进中国新一轮改革，

才能有效化解潜在“滞胀”等风险，并实现经济新一轮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中国宏观调控面临新环境、新局面及新挑战。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技术方面自我创新能力仍然不足，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仍是对国外技术的模仿，而如今作为技术领头羊的美国通过信息、生物、新能源等技术进步继续引领潮流的努力，伴随着严酷的国际竞争手段，未来中国技术进步的空间仍会受到限制。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亟需达到预期效果，但前景未必全为乐观———近来光伏产业面临的阶段性困局包含了多种启示与警示。人力资本方面，经过高校扩招的教育大跃进，虽然人均受教育年限有所增加，但如今教育的主要功能似乎更多的在于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的空间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职业教育的发展虽有积极努力，但仍任重道远。劳动力供给方面我们更面临着日益老龄化的长期问题。因此，中国面临的总供给冲击问题已非常迫切。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必须适应弥合“二元经济”所必经的中长期经济模式的转变和社会转型，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学会在一个更具广泛性、与国内消费联系更大、对出口和投资依赖程度较小的增长模式中操作。当跨过刘易斯拐点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起点后，由于劳动力供应趋于紧张，劳动者工资率趋于上升，从而有望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实际有效汇率也将表现为升值。新的背景下，虽然通常的反周期性质的总需求管理不乏其用武之地，但寻求促进生产率长期持续增长的供给政策，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二）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已难以适应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的总体要求

1．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货币政策作为总量管理政策，难以有效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我国最近两轮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主要以食品价格推动为主因（在CPI的上涨因子中高居75%~85%的份额），交通通讯及服务和娱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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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商品价格几乎没有上涨，甚至小幅下降。对于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除考虑货币因素外，如果能够有效增加产品供给，将可以缓解物价上涨并实现价格调控目标，而无需全面实行“一刀切”的银根紧缩货币政策调控，减少对本应大力发展的其他部门的不利影响（贾康，2011）。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总需求管理如果操作不当，不仅可能会和其它因素综合而使经济运行陷入“滞胀”风险———美国等已有前车之鉴，还可能引发资产泡沫———日本就是很明显“泡沫化”的前车之鉴。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后，不可能再像六七十年代那样高速增长，但是日本决策当局过分自信和迷信宏观政策的刺激作用，实行了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最终结果是放任了资产泡沫的发展，并导致泡沫崩 …… 此处隐藏：3294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