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_贾康(4)

尽管我国社会福利体系健全完善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与财政支持，但其保障水平应符合我国财政可承受力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拉美国家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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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和“刘易斯拐点”相伴随的是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将下降。因此我们应容忍一定程度的结构性通货膨胀，但控制其在没有加速上升的幅度之内，也就是保持非加速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

极易带上“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色彩和社会生活中的“火药味”，政治决策就必然倾向于“稳定压倒一切”而不惜代价，也宁肯不顾经济学的“戒律天条”。这种区间制约的严苛特点，是改革开放前面三十余年从未出现的情况，足以使具有“远见卓识”意识的观察者和管理当局警醒。

分析表明，由于我国非贸易产品大多是低生产率且人工密集型产品，这也是这些部门的劳动力分享经济高增长收益的重要途径。因而，宏观决策者应当适度降低经济中长期增长目标并适当提高通胀容忍度。但这却碰到了上述“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天花板。

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和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使我国经济越来越不可能维持以往的高速增长。特别是，与大宗商品成本的周期性冲击不同，劳动力成本冲击属于持久性冲击。李斌(2011)、伍戈(2011)的分析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决策者仍想实现过去较高的经济增速，最终只能带来物价更高水平的持续上涨，而对产出拉动的作用不大。因此，总需求刺激政策并不明智，很可能仅是出现比以往更高的物价上涨，但经济增长仍未见起色，甚至还要低于已经下降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如落至6%)。

一旦在某个临界点上（如7%~8%），我国经济增长率居于下方，而通胀水平居于上方，中国的运行和调控将变得极其“两难”和棘手。此即中国不可忽视、无法回避的“滞胀式”威胁，并且极易引发和加入以综合性社会问题为背景的“中等收入陷阱”（增长过程突然失速）与“塔西佗陷阱”（政府公信力急剧丧失）因素的恶性叠加。所以，只有以实质性的结构优化和增长质量的提升，形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撑作用，在以可持续的上行因素对冲各种下行因素之后，保持增长率居于上方而通胀水平居于下方的基本格局相对稳固，才能化解这种“滞胀式”威胁等的“两难”、“多难”困局；而优化结构和提高增长质量，势必要求以实质性的改革克服种种既得利益的阻碍，化解深层矛盾制约。

NAIRG(non-acceleratinginflationaryrateofgrowth，姚

余栋、谭海鸣，2011)，是指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不引发显著和加速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国所能达到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同时，也有保持非加速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率NADRG

(non-acceleratingdeflationaryrate

ofgrowth，姚余栋、谭海鸣，2011)。

但是，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我国面临一种重大可能性：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时，NAIRG可能随之下降。201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刘世锦等，

2011）对中期之内的中国经济增速作了预测。其主要依

据是其他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并假定中国的发展路径与这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较为接近。由此得到的预测结果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

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

年。目前国内的共识是潜在经济增速将会下降到7%左右。按照这一假设，根据姚余栋、谭海鸣（2011）测算，未来要将中长期通胀预期稳定在2%左右，通货膨胀稳定在4%左右，初步估计，我国非加速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NAIRG）在8%左右，而非加速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率（NADRG）在6%左右。

（五）宏观调控的弹性空间收窄，加大调结构力度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化解潜在“滞胀式”威胁，实现可持续快速发展。

上述从中长期可预见的通胀因素与增长速度下降的因素合在一起，已使中国经济运行面临某种“滞胀式”的潜在威胁，调控当局的操作空间正明显收窄，“经济问题政治化”的临界点压低。从近年我国的调控实践作一经验观察，我国年度经济增速波动区间的下沿大体需维持在不低于7.5%的量值（非加速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率，

NADRG，测值为6%），而上沿则需控制在9%左右（非加

速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NAIRG，测值为8%），其中也就有1.5～2个百分点的弹性空间（从长期估测，则有可能演变为6.5%~8%之间的弹性空间）；与之相应的经济景气水平反映到物价（以CPI为代表）表现上，其波动区间的下沿以不低于1%为好（如低于1%，此指标的灵敏波动中很容易击穿0而引出通缩恐慌），而上沿则需在4%~

五、中国未来宏观经济调控需坚持以改革为

依托衔接短期与中长期，更多侧重于

从供给端的机制创新入手

三十余年的“中国奇迹”是依靠全面开放、利用人口红利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但更主要的是依靠改革调动了相关经济资源的积极潜力。市场经济在逐步替代计划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其制度优化进程还存在不对称的地方。目前，我国一般产品市场已基本完全放开，但要素市场和大宗基础能源、资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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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中仅有3~5个百分点的空间。2011~2012年的实

际生活表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如要脱出上述速度与物价变动区间，一系列随之而来的“矛盾凸显”问题便

仍然存在严重扭曲，人为压低要素价格，从而粗放地促进经济增长。但也正是如此，对生产者和投资者的补贴，使得经济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可能会越来越突出。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质性推进“顶层规划”下的全面配套改革中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从而合理地运用市场和政府力量的结合，顺利实现向较高水平的常规经济增长路径和可持续增长路径转变。

根据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内外部形势，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一方面要在总需求管理上稳健审慎且能预调微调，避免在稳增长努力下通胀轻易抬头；另一方面，需在货币政策的“稳健”和财政政策的“积极”搭配下，坚持有所区别对待的在我国“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通过“供给管理”加强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即增加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这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的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下一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而且将会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这里最为重大的要领是，应考虑从根本上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衔接短期诉求与中长期目标，化解制约我国长期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深层制度因素。虽然在中长期内，我国面临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和老龄化等问题，势必告别高增长奇迹，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没有继续保持10~20年较快增长的可能。当前，我国还有很多深层次改革仍未全面开展，如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新一轮价税财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能够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提高经济活力，既有利于控制住物价，又有利于保住增长的可持续性。“制度红利”是中国未来10年、

贯彻结构优化的追求，避免出现新的产能过剩而生成高质量、有效益、能适应市场需求且可以引领市场潮流的供给。这方面“制度保证条件”的形成，就主要将依靠改革之功效了。

在研究者“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分析考察中，有必要把供给端的重要主体———公权体系和供给形式中 …… 此处隐藏：2722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