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结构特征(3)

性别趋同性年龄趋同性

比自我年轻５岁以上比自我年长５岁以上教育趋同性教育程度低于自我教育程度高于自我职业趋同性职业地位低于自我职业地位高于自我阶层趋向性阶层地位高于自我阶层地位低于自我

标准差（Ｓ．Ｄ．）

３４．２３５．４３４．３２６．７３８．２３３．５３８．５４２．８３５．９４０．６４３．１３７．６３１．５

Ｎ

８１５９５３９５３９５３９５３９５３９５３７４４７４４７４４７４３７４３７４３

业和阶层异质性指数均低于样本的平均指数。除教育程度以外，网络的性别、年龄、职业和阶层趋同性指数均达到４０％以上。上述结果初步表明，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构成存在着一种比较明显的群体界限，显示出一种很强烈的群内选择倾向。

四、结论与讨论：社会网络的基本特征与宏观社会结构

北京城市居民的核心讨论网是以高趋同性、低异质性、高紧密性和小规模为特点的，这与中国社会结构分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现状密切相关。

第一，北京城市居民的讨论网所具有的规模

从表４的结果还可以发现，平均５７．５％的网

不大、关系紧密、趋同性较高和异质性较低以及

４３

社会学和经济学相关的。

在提名顺序上存在的由近及远、由亲到疏的差序格局等特点，说明讨论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核心网络，这种相对封闭的社会网络是城市市民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社团或市民社会相对不发达的中国城市社会，关系紧密的社会网络发挥着缓解社会冲突、协调社会矛盾、充当社会安全阀、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功能。

第二，

按照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任

８０．８％。长期固守在一个单位，是人们建立和维持高趋同性和低异质性的密切社会网络的结构性制约条件。

第四，中国社会群体参与的复合性较高。齐美尔（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５５）曾经用跨越性群体参与（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ｔ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ｃｉｒｃｌｅｓ）和复合性的群体交往这对概念来分析人们的社会互动和参与。跨越性群体参与指人们所接触的社会圈子包含着角色不同的人群。与此相反的现象则是复合性的群体交往，即一个群体的成员与另外一些群体的成员在角色上往往重合。比如，在北京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构成中，有１９．６％的配偶、１４．８％的同事和

何人建立和维持社会网络都受到特定的宏观社会条件的制约，

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

种社会结构的影响总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程度还较低，相应地在社会劳动分工程度、社会分化以及阶级阶层的复杂程度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都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Ｒｕａｎ，１９９３）。宏观社会结构条件的高度同质性特征是造成城市居民讨论网具有高趋同性、低异质性特点的根本原因。

第三，严格、僵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或人才的部门与单位所有制等制度限制了城市劳动力和城市市民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就业部门之间以及不同职业之间的流动（Ｃｈｅｎｇａｎｄ

１８．４％的同学同时分别又是同乡或邻居，有７．３％和８．４％的同学和邻居同时分别又是好友，

还有

２７．９％的同事和５．７％的邻居同时分别又是被访者的远亲。这种较高的角色重合性的群体参与，为人们共同参与许多社会活动提供了条件，这是社会结构造成的，而不是出于人们的主观偏爱。

第五，高趋同性和低异质性的社会网络在西方的同类研究中也有发现（Ｌａｕｍａｎｎ，１９７３；Ｍａｒｓ－

ｄｅｎ，１９８７，１９９０），也许反映了人类社会交往普遍遵循着同质性原理。人们倾向于与自己年龄类似、教育相同、职业相近、性别相同以及阶层地位接近的人交往，可能是人类的普遍趋势。对于一个涉及一定程度的信任和密切关系的讨论网来说，这些共同特点的形成一定有其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方面的原因。但笔者在此无意探讨影响社会网络高趋同性特征的文化心理因素，这些任务应留给社会心理学者和文化社会学家去做。从结构社会学的角度看，共同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年龄、性别以及阶层地位，更有助于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互动，而互动和交往是产生信任的前提。对于涉及私人社会生活领域的重要问题的讨论网成员，彼此之间的信任是必不可少的。另外，社会经济背景相同的人也可能面临着共同的“重要问题”，从而使他们的沟通和交流更有效。

Ｓｅｌｄｅｎ，１９９４；陆益龙，２００３），从而使人们的社会交往局限在同质性很强的范围内。虽然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政府在劳动用工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人们拥有了更多的职业选择和社会流动的自由。但是由于许多单位还控制着对人们生活至关重要的福利住房的分配或住房补贴，致使过去享受过单位福利住房分配的原有职工和希望享受这种福利待遇的职工不愿以放弃福利住房作为职业流动的代价。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限制外地人口流入方面也制定了比其他大中城市更多的地方性法规（李强，２００４）。上述种种限制职业流动的政策，

不仅阻止了外地向北京的人口迁

移，也使跨部门的职业流动相当困难。在我们的样本中，

过去三年没有经历过职业变动的占

〔责任编辑：李美红〕

信任在外包交易治理中的作用①

罗家德１，叶勇助２

（１．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４；２．台湾元智大学管理研究所博士生，台湾）

一、理论背景

在威廉姆森（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７５，１９７９）著名的

“市场与层级”的问题中，其强调最小化交易成本是组织结构的背后逻辑。格兰诺维特（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在其镶嵌观点里则挑战了威廉姆森的观点，认为交易镶嵌在社会网络之中，并且人际产生的信任

①此文为作者《中国人的信任游戏》一书中部分内

有助于交易的维持。也就是说，人的效用不是一成不变，而会受到周围的人的影响。信息不对称

容，其他详细内容及表格可参看即将出版的该书全文。

４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