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生活的彰显与理性意义的建构_2010年短篇小说创作巡礼(2)

在《白草地》中，盛可以讲述了一个职场青年纷乱而又无奈的生存际遇。那个叫武仲冬的外企销售员，终日奔波在客户、家庭和情人之间，像一只迷惘的苍蝇，四处乱飞却又免不了常常撞墙。他与多丽的虚情假意，只是为了福斯公司的那份大笔订单，结果多丽已离开了这家公司；他与玛雅情浓意厚，结果玛雅是个仇恨男人的女权人物，给他长期喂进了雌性激素；妻子对他虽然不错，但更多的是醉心于网店经营……在这些理不清又握不住的生活之网中，他左冲右突，越闯越乱，最终辞了工作，也毁了身体。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很难确定作者要表达什么，所有的叙述，似乎只是在印证这个缭乱的时代对卑微个体的身心侵蚀。

徐则臣的《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也是如此。旅途中一场难以控制的咳嗽，让他和一个陌生的女人相识，由此牵出了彼此的婚姻生活。在若即若离的叙述中，由“宅男”而变成终日奔波于旅途中的他，时时牵挂着那个等待丈夫归来的她。不料数载之后，她等回了丈夫，婚姻却出现了危机。在最后一次会晤中，他和她同病相怜，把酒互诉，甚至暗生情愫，但最终还是让理智拉开了彼此的距离。这里，作者似乎是探讨脆弱的现代婚姻，又仿佛在寻求生活的稳定感，但是，它所呈现出来的，永远是一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一种“在路上”的生活。朱日亮的《氓》则叙述了一个极其庸常的情感故事。

那个并不招人喜欢的许家乐，虽然心地不坏，但缺少男人的阳刚之气。可就是这样一

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却与漂亮的梅清产生

了瓜葛，继而又因嫖娼被抓。从校长到“我”，都满怀希望地帮助他解决个人问题，

而结果总是不了了之。卑微者也有自己的

活法，尽管这种“活法”难以适应常人的观念，你却无法轻易地改变，更无法随意地剥夺。

朱文颖的《花窗里的余娜》和魏微的《姐姐》都着重于人物关系的探讨，但在具

体的叙述中，作者都没有将这种关系推向

一种明确的张力结构中，而是刻意将“关系”进行模糊化处理，让叙事在扯扯拽拽中

呈现人物的生存状态。其中，《花窗里的余娜》叙述了两家三代人的关系，但两家之间

的正面交流并不多，更多的只是“我家”对

余家的观察、猜想和议论。作者也正是在这

个过程中，非常鲜活地展示了一代代市民

的复杂心绪，有嫉妒也有自足，有向往也有

好奇，有平衡也有失落，但终究还是“晃了

一晃，就过去了”。《姐姐》叙述了姐弟之间

的特殊情感。面对青春四溢的姐姐，懵懂的

弟弟常常是“一边要顾着自己玩耍，一边还

要照看姐姐，他生怕她上了坏男人的当，被

人调戏，诱奸，或是被拐子带走”；当姐姐进

入哭笑无常的恋爱季节，弟弟则摆出“小大人”的架势，抬头看着空气说：“那些不三不

四的人，以后少来往，现在合家老小为你操

碎了心，你好歹也得替我们想想。”当姐姐

出嫁后每次回娘家时，弟弟总会问“他对你

还好吗？”这种渗透着血缘亲情的关系，既

隐含了某种伦理的意味，又彰显了男儿的

血性。它是生活的基石，也是生命的依靠。

张悦然的《一千零一个夜晚》借助了“穿越小说”的某些艺术思维，通过少女“我”与杜仲之间奇特的肉体交流，从而透

视了这位与父亲同代且异常委琐的男人失

小说形势分析

023

贰零壹壹年第壹期

败的一生。它具有强烈的反伦理意味，也颠

覆了爱情的神话，肉体的存在对于“我”来

说，只是打开别人往事的通道。尽管杜仲的

人生像破败的风景一样掠过自己的眼前，但并没有引起“我”的任何情感波动。“我”

只是沉迷于这种窥探的游戏，而身体仿佛

在“我”的意识之外。王手的《市场“人物”》叙述了一个在市场里捡拾垃圾的女人的情

感外遇。那个叫李美凤的女人，远离了丈夫

和孩子，和一个同样捡垃圾的男人同居于

公厕的阁楼上，没有道德伦理的折磨，也没

有你死我活的冲突，相互照应，彼此取暖，这就是他们所接受的生活方式。市场里所

有的店主都知道他们的隐情，但大家一律

心照不宣，甚至小心翼翼地帮他们遮掩。后

来，李凤美的丈夫来了，但战争并没有爆

发，一切平安无事。这里，作者试图穿越一

种纯粹的价值评断，展示底层人群特有的

生存逻辑。

高君的《郁达夫的情书》通过一种分裂性的叙事，让吴克沿着理想的爱情和现实

的欲望缓缓滑行。身为文化馆的小干部，吴

克每天都在办公室里抄录郁达夫的情书，让那场轰动一时的浪漫情爱沿着自己的灵

魂飞翔，而在现实生活里，他却迫不及待地

与并不熟悉的董平同居起来，让干渴的身

体寻找最大的满足。吴克当然希望理想与

现实能够交叉，形成一条完美的轨道，结果

董平却掏出了两根当年做三陪时被嫖客使

用过的鞋带，这两根似曾相识的鞋带，终于

让吴克彻底崩溃。在这个时代，爱情早已被

欲望践踏得面目全非，而欲望，也只能靠不

断的刺激，才能膨胀起来。这种生命形态，与其说是物欲的必然结果，还不如说是信

念沦丧后的代价。

此外，像朱辉的《止痒》、徐东的《叫瓷的女人》等短篇，也都在彰显这种审美趣

味。它们极少突出创作主体的某种价值取

向，只强调人物“在场”的生命状态，而且这

些人物本身，也很少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和目的。面对纷乱无常的现实，他们甚至以更加纷乱的生存方式来对待。

三

与感性生活的极力彰显有所不同，在2010年的短篇中，冉正万的《纯生活》、徯晗的《黎明之刃》、钟求是的《最童话》和《谁是爷呀》、东君的《苏静安教授晚年谈话录》、范小青的《生于黄昏或清晨》和《接头地点》、张玉清的《地下室里的猫》、周瑄璞的《隐藏的力量》等一批作品，则体现出一种较为浓厚的现代意味。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们不再满足于感性化的生存，而是带着强劲的理性思考，由庸常生活入手，将笔触探入各种复杂的人性内部，层层剥离那些表象化的现实形态，凸现了各种极为独特的生命情态或人性面貌。

冉正万的《纯生活》带有某种明确的寓言性质。它非常巧妙地展示了人对宿命的恐惧。这种恐惧，不只是来自死亡本身的无法抗拒，还来自死亡方式的宿命式轮回。姑父的祖辈意外地拣回一只山魈，养大之后不仅能说各种人语，谙悉人心，而且异常害羞。为了阻止它与野外山魈的交配，主人一次刻意的破坏行为，终于让这只山魈含羞自杀，同时也使主人遭到野山魈的攻击。从此，姑父的祖辈总是因腿痛而死，且代代相传。这种因果报应式的惩罚，给姑父的整个家族蒙上了巨大的阴影。特别是姑父出现腿疾之后，他担心的不只是死亡本身，还有那种永无止境的报应和惩罚。所以，姑父锯掉了病腿之后，并不觉得悲伤，反而欣喜不已，因为他不仅成功地反抗了死亡，还成功地颠覆了宿命式的惩罚。他的儿子和孙子，同样也对这种成功的反抗表现出巨大的乐观。这种乐观，看起来匪夷所思，却是人对“活着”本身的一种特殊注视，也是人对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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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顽强反抗。

《黎明之刃》在直面底层人群的生存境况时，并没有直接书写他们的外在苦难，而是由特殊的工种入手，借助“我”的视角，巧妙地转向对人物精神的探寻。作为屠宰场的杀牛工人，丁勇和李健在每天凌晨踏上公交车之后，从来不坐在座位上，因为担心身上的血腥气带给他人不适；他们不吃牛肉，因为看 …… 此处隐藏：2587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