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笔记--郭绍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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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息灭华伪之文的，因此反对流行当时的辞赋。《定贤》篇说：“以敏于赋颂 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 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这样，可以看出他的宗旨要“立真伪之平”“辨 然否之实”，所以说他论文主于真。

《后汉书·王充传》说他“师事扶风班彪”，而其《论衡·自纪》篇却说： “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不曾提到“师事班彪”，这虽似有些 矛盾，但他曾从班彪学，受他的影响，则也是事实。班彪是以史学著名的，而王 充对于古代的学者又是相当推崇司马迁的，因此他的论文也就近于史家的态度。 《佚文》篇说：“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名，传人之行也。”这 就是史家的任务。史家有“载人之名，传人之行”的任务，所以史家的文也就起 一定的作用。《佚文》篇再说：“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 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谥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恶也。加一字之谥，人犹劝 惩； 况极笔墨之力，定善恶之实，言行毕载，文以千数，流传于世，成为丹 青，故可尊也。”这又是说文有劝善惩恶的作用，所以认为文的作用是“定善恶 之实”。因此，可以说他论文又主于善。

可是，他的学问思想虽受桓谭班彪的影响，却并不局限于他们两人的成就， 尤其是班彪。他是当时异军突起的思想家，是大胆批判当时学术思想的思想家。 西汉学术主于解经，而王充却不囿于经生的见解，不闹乌烟瘴气的阴阳五行之说， 反而批判了谶纬迷信的思想。这一点是和桓谭相同的，但是比桓谭做得更彻底。 在这方面，经学中的古文学家要比西汉今文学家好一些，可是象开创古文学先路 的刘歆，却又在另一方面走错了道路，甚至伪造古籍，窜乱古籍，这就离开了求 真的态度了。西汉文学又重在辞赋，而王充却又能不染赋家的习气，不玩雕虫篆 刻的把戏。这一点是超过班彪的，班彪还不免为时风众势所左右。在这一方面， 扬雄自悔其少作，可以说已经开了轻视辞赋，批判辞赋的风气，但是扬雄又走上 另一段歪路，结果反而以艰深文浅陋，疲精劳神于被人覆瓿的事业。王充不同刘 歆扬雄一样，这就是王充特殊的成就。他不仅不同于刘歆扬雄，抑且不限于桓谭 班彪，所以我们称他修正了传统的文学观。

由于他论文主于“真”与“善”，近于传统的文学观，所以“论衡”书中对 于“文”及“文章”诸名之含义独与当时不同。《佚文》篇说：“五经六艺为文， 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又谓：“天憎 秦，灭其文章。”可知他指的都是最广义的“文”。

所以他一方面仍主张“尚文”，认为“人无文则为朴人”，“人无文德不为 圣贤”，甚至说：“棘子成欲弥文，子贡讥之，谓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均见《书解》篇）一方面也主张“尚用”，《自纪》篇说：“为世用者百篇无 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这简直与荀子 《非相》篇所说：“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没有什么 两样了。

哲人之文足以立真伪之平，史家之文又足以定善恶之实，所以他所谓文，一 种是重在抒发思想，一种是重在记载事实。就抒发思想言，于是觉得上面所引 《佚文》篇中说的五种“文”，应当以造论著说之文为高，因为这是“论发胸臆， 文成手中”。另一方面，从人的造诣来讲，又应当以鸿儒为最。《超奇》篇说： “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 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逾文人。” 他竟隐隐以鸿儒自负了。《超奇》篇又说：”说论之徒君山为甲。”他所取于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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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的就在这一点。就记载事实言，他再有“文儒”“世儒”之分。《书解》篇说： “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 世儒当时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迹不传。 世传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欧阳公孙，不遭太史公，世人不闻。夫以业自显， 孰与须人乃显！夫能纪百人，孰与廑能显其名！”这是能褒颂纪载的鸿笔之人所 以比世儒为重要的原因。不但如此，他看史家也等于思想家。《超奇》篇说： “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 出胸中也。”这一节话，尤其重要，他能说出史家立义创意的精神所在。孔子说： “吾欲托之空言，不若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也说：“究天地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都说 明史家并不机械地叙述事实，而是说史家都有他的“史观”的。《佚文》篇称班 叔皮不为恩挠，载乡里人以为恶戒，恐怕他所取于班彪的也就在这一点了。 他所重的是这种“论发胸臆”的文，是这种“褒颂纪载”的文，总之，都是 有内容的文，所以他有内容决定形式的主张。《超奇》篇说：

察文之人，人之杰也。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 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 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 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他认为才高知深，学问充实于中，则 美丽的文辞逢然流露于外。只须意奋，则笔自纵，所以成为内容决定形式。由其 文之将成时言，是“意奋而笔纵”；由其文之既成后言，又是所谓“文见而实露”。 文只求所以露其实而已，不必“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这样，所以他所认为美 的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只须“真”的方面做到切理餍心的地步，“善”的方面做 到入情入理的地步，自然也就美了。《佚文》篇说：

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韩非之 书传在秦庭，始皇叹曰：“独不得与此人同时。”陆贾新语每奏一篇，高祖左右 称曰“万岁”。夫叹思其人与喜称万岁，岂可空为哉？诚见其美，欢气发于内也。 这些话可以和后来周德卿的话相对照。周德卿语王若虚云：“文章工于外而拙于 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见《滹南 遗老集》及《金史·文艺传》）这就说明了韩非陆贾扬雄桓谭之书所以能动人， 都在有精辟独到的内容，才可以适独坐而得首肯。

由于他的论文不限于传统的文学观，所以他再能有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即 使有些不免过偏，但是在他的思想体系上，总是成为一家之言的。

他受桓谭“辨照然否”的影响，于是对于文学作品也取疾虚妄的态度，攻击 文人之好奇，反对夸饰的修辞。《艺增》篇说：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 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 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 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墨子哭于练丝，杨子哭于歧道，盖伤失本，悲 离其实也。

他再举些例说：

诗曰：“维周黎民，靡有孑遗。”是谓周宣王之时，遭大旱之灾也。诗人伤 旱之甚，民被其害，言无有孑遗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则有之矣！言无孑遗一 人，增之也。（《艺增》篇）

儒书言楚养由基善射，射一杨叶，能百发百中之，是称其巧于射也。夫言其 时射一杨叶中之，可也；言其百发而百中，增之也。（《儒增》篇）类此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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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很多，我们也不能备举，大抵都属于修辞夸饰一类。其实，夸饰与征实之学 本不相同，一概相衡， …… 此处隐藏：2875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