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笔记--郭绍虞(5)

来源：网络收集时间：2026-09-13

导读： a 宗之制因时施宜，自元成后，学者蕃滋”；《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云：“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这又是称文学为 “学”的证据。我们假使知道汉时有“文学”“文章”之分，“

宗之制因时施宜，自元成后，学者蕃滋”；《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云：“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这又是称文学为 “学”的证据。

我们假使知道汉时有“文学”“文章”之分，“学”与“文”之分，那就可以知道六朝所谓“文”“笔”之分，就是从汉时“文”或“文章”一词再加区分罢了。如果不经这个阶段，断不会从包含文章博学二义的“文学”一词，分别出 “文”“笔”来的。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说：“古之学者有二，今之学者有四。”他所谓“二”，也正是指的“文学”“文章”之分。

●一○ 从孟子到汉人的诗说

首先要知道，这些诗说是《六艺略》中的诗说，不是《诗赋略》中的诗说。因为是《六艺略》中的诗说，所以势所不免要涂上一些儒家的思想。说得明白一些，就是用封建的儒家思想来说诗，而不是从文学的或历史的观点来说诗。其次再要说明的，就是汉人的诗说所受孟子的影响远胜于受荀子的影响。汉代的经学大都出于荀子的传授，诗学也是这样，何以汉人诗说反而受孟子的影响呢？这原因就在荀子一方面尽管吸收在他以前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而另一方面又毕竟是一个儒者，坚守儒家的立场，所以韩非就称他为孙氏之儒。论理，孟子是偏于唯心的，荀子是偏于唯物的，孟子的方法不会为荀子所接受，也不会影响到荀子后学的经学家，可是由于荀子同时接受儒家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也就不能坚持唯物的立场，所以由他所传的诗学，不免反而深受孟子的影响。侯杜纪三氏的《中国思想通史》中说：“在逻辑思想方面，思孟则一以曾子自己省察的内在论方法为依皈，由曾子的‘以己形物’出发，导出了主观主义的比附方法。在这种主观为本的比附方法里，虽然貌似‘类比’，而实则全然为一种‘无故’‘乱类’的恣意推论。荀子说思孟的思想为‘僻违而无类’，此‘无类’二字，确足以概括思孟学派逻辑思想的特征。”（三一二页）我们明白了孟子逻辑思想的特征，那就可以看出孟子的诗说为什么不可靠，而由荀子所传的诗说，为什么我们称他受孟子影响的原因。

孟子也不是没有历史观点的。《万章》篇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他也想从知人论世上着手，看出它的时代意义，可是他的论诗却时多错误，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关键就在主观主义的逻辑思想。有了这种主观主义的逻辑，于是他的说诗，就处处牵引到王道上去。“寡人有疾，寡人好勇”，不要紧，有诗为证。推之“好货”“好色”也都不要紧，都可以牵引到几句古诗，随便比附，这样就不符合他的知人论世的方法了。尤其危险的，是孟子歪曲了以意逆志的方法。他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上）这几句话说的并不错，他能深深探求诗人的情志，知道诗人当情感强烈的时候，措辞不免有抑扬过甚的地方，不要拘泥在字面上推求，所以论他的方法也不能算错。但是，“以意逆志”是要在知人论世的条件下才不会错误。而他呢，因为蔽于他的主观主义逻辑思想，根本没有注意到知人论世，因此，他的以意逆志，也就成为主观的体会了。只凭主观的体会是很危险的，愈深求也就愈穿凿，愈附会，愈没有标准，也愈不近真实。为什么？因为各人都凭各人自己的意，去逆诗人之志，那不是诗人之志愈变得歪曲了吗？偏偏偏汉代的经学家却继承他的衣钵，于是诗有齐、鲁、韩、毛四家，而四家之说也就象瞎子断匾一样，各是其所是，结果也同“外传”的多方附会差不多。沿袭孟子以意逆志的方法，于是有《诗序》。《诗序》说明诗的本事，也可

算是解释的批评。只因他们歪曲了以意塑志的方法，认为只有委曲求解，才得诗人之志，于是《诗序》所说也就变得根本不可靠，这是主观的以意逆志所发生的危险。

沿袭孟子论世知人的方法，于是有《诗谱》。《诗谱》说明诗的时地关系，也可算是历史的批评。郑玄《诗谱·序》说：“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旁行而观之。”以纵表示时代，以横表示方域，这也是研究《诗经》的一个好方法，但因汉人以意逆志所推测出来的本事根本靠不住，那么《诗谱》的方法，也就只成为《诗序》的功臣而已。此外，《毛诗·大序》一篇对后世的文学批评虽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也不出儒家论诗的意见，没有什么新义，所以也不多讲了。

●一一扬雄发展了传统的文学观

荀子以后再度发挥传统的文学观的是扬雄。扬雄，字子云，生在西汉末年，当时经学辞赋都相当发达，但是他“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见《汉书·扬雄传》）那就比当时的经生胜过一筹了。他曾一度爱好辞赋，沈溺其中，但是不久也就摆脱出来，看作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了。这又比当时的赋家胜过一筹。他要成为学者，成为思想家，可是当时的时代限制了他，使他只能成为儒学的继承者。

扬雄思想和兴趣的转变，大抵在汉成帝阳朔四年。这一年，扬雄给事黄门，得观书于石室，于是开始不好沈博绝丽之文而倾向在学的方面。所以《法言·吾子》篇中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这是他自述兴趣转变的经过。

正因为他有了这样一个转变，所以他对于司马相如的看法，也就有不同的论调。托于刘歆所撰的《西京杂记》中有一节云：

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扬子云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子云学相如而弗逮，故雅服焉。

这一切话也见于桓谭《新论》，或者可靠，所以可以说他曾有一度极端推崇司马相如的。可是《汉书·扬雄传》中说：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在这一节里，对于司马相如又颇有微辞了。正因为他这样用儒家眼光来论赋，所以在他晚年所著的《法言》中间，对于辞赋就有不满的论调。如《吾子》篇说：

或曰：赋者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这种论调都是站在儒家的立场来说的。自从他这样转变以后，当然他的文学观只成为儒家传统的文学观，《法言》中所说的全是这一类话。如《吾子》篇云： “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这即是后人所说征圣的意思。《问神》篇云：“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这即是后人所说宗经的意思。《君子》篇说：“或问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曰：以其朋中而彪外也。”李轨注云：“朋，满也；彪，文也。积行内满，文辞外发。”那么这又是文道合一的主张，即后人所说明道的意思了。

以他这样复古的思想，加上了他有古文奇字的知识，有铺张靡丽的技能，于是形式上也不免模拟经典，故作艰深，不得不求知己于后世了。《法言·问神》篇说：

或问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与？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之浅矣；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 或问经之艰易？曰：“ …… 此处隐藏：2866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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