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笔记--郭绍虞(4)

来源：网络收集时间：2026-09-13

导读： ●八诸子思想和他们的作风周秦诸子的思想在当时固然是百花齐放，各有成就，即就他们创造完成的散文来讲，也是各有风格。这种风格，显然和他们的逻辑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讲来，孟子和庄子为一路，墨家和荀子

●八诸子思想和他们的作风

周秦诸子的思想在当时固然是百花齐放，各有成就，即就他们创造完成的散文来讲，也是各有风格。这种风格，显然和他们的逻辑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讲来，孟子和庄子为一路，墨家和荀子又为一路。

孟子的逻辑思想是主观主义的比附方法，这在后面讲到汉人诗说的时候要提到的。正因为他用的是比附的逻辑方法，所以孟子书中用譬喻的地方就特别多。他是利用譬喻作为他论辩的辅佐的，据侯、杜、纪三氏《中国思想通史》的统计，谓“《孟子》全书二百六十一章，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其运用比附方法以论述问题的竟达六十一次之多；此外，其以古例今，象借文王汤武等等而启示当时，尚不在内”。所以可以说这是孟子散文的一种特征。而这种特征就是跟他的逻辑思想有关的。

他这种逻辑思想，是主观的、唯心的、不科学的，所以他把这种思想用到考证论古方面，就发生流弊，尤其表现在他说诗的部分。可是，他是很聪明的，想象力很丰富的，也就是很善于用譬喻的。譬喻之为用，本来重在说明。意义之难知的不能说，则用易知的说明之；意义之抽象的不能说，则用具体的说明之。他同当时这些侯王谈话，或和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辩论，有时要开导他们，有时要说服他们，就不得不多方利用譬喻。如五十步与百步之喻，举一羽与见舆薪之喻，折枝与挟泰山之喻，都用当前事物，两两相比而事理自显，也就省掉了不少的废话。又如白羽之白与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与白玉之白，纟兄之臂而夺之食，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诸喻，又设为反诘，那就不必正面说话，而针锋相接也自然使人无从置答。至如缘木求鱼之喻，揠苗助长之喻，更能想入非非，于警策之中具幽默之趣，这都是他善用譬喻的地方。由于他这样善用譬喻，所以他的话尽管是偏锋，甚至是不合逻辑，但是当他和人辩论谈说的一瞬间，却会使人一时无从置答，其至要“顾左右而言他’，这就可以说明他辩锋的犀利了。

庄子更是绝对的唯心论者。他所谓“道”，本来是虚无恍惚不可捉摸之道，

于是更不能不用譬喻。他也同孟了一样善于用比喻，如杯水芥舟之喻，鹪鹩巢林、偃鼠饮河之喻，越俎代庖之喻，不龟手之药之喻，牛执鼠之喻，狙公赋之喻，处于材不材之间之喻，都是妙趣环生，启发性灵。而庄子比孟子更进一步，不仅用比喻，而且用寓言。寓言也有比喻性质，可是再有化成作用。它可以使一切物变为人化，也可以使所有人变为神化。《庄子》书中寓言十九，在这一方面，也就成为庄子散文的特征，如斥笑鹏的寓言，列子御风的寓言，藐姑射之山神人的寓言，罔两问景的寓言，天根游于殷阳的寓言，浑沌凿窍的寓言，也是用丰富的想象来表独到的理解。他如支离疏、王骀、叔山无趾以及瞿鹊子、长桥子、意而子诸人的故事也都是寓言性质。所以《庄子》一书，也有人简直把它当作文学书看。

比喻和寓言，已经很富有文学意义了，但是孟子庄子散文的长处，还不止于

是。由于他们善用比喻与寓言，所以他们再善于描写，善于叙事，使文章更活泼，

更生动。如《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章，描写世态，入木三分，真是形容到骨子里头去了。《庄子》中过惠子墓一节，只借匠石斫鼻的故事，而写出心中无限的感慨，这都是他们在论辩之外开小说先声。至如《庄子》书中讲到地籁天籁的部分，绘声绘形，简直可以当作风赋读，又开后人写景的法门了。

这都是他们的文学观影响到他们作品的例证，但是他们在同的中间又各有它的异点，所以就孟子、庄子的文学来看，也是各人有各人的风格。

相反的，在于墨家，就不是这样。他是很有条理的；他是肯定论辩的价值的，并且了解论辩的方法的。墨子书中充满着论辩的精神，而论辩神的发挥就靠他方法的严密。他的方法重在“类”与“故”。《非攻》下篇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类”和“故”是必须首先明辨的。《大取》篇说：“夫辞，（‘夫辞’二字旧脱）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者也’二字旧倒）。” 所以“类”和“故”的概念在墨子文中是经常运用着的。这样，所以墨家散文又别成一风格。到了荀子，也接受这两概念，不过涂附了儒家的思想，所以他的作风，谨严与墨子同，论断与墨子异。

在荀子以前，庄子孟子和墨家固然都是论辩说理之文的创始者，但是完成严谨的论辩说理的体制，应当归功于荀子。为什么？庄子之文，可说是由一段一段的故事累积而成篇，至一段一段故事的衔接关系是若即若离的，因此，就通篇来看，不会有严密的条理。孟子似乎有些条理，但是常借助于问答体，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这种情形，在墨家后学记墨子语的时候，也还有这种情形。虽则不是两个人的问答，经常要冠以“子墨子曰”四字，用来作为前后的联缀。这说明些什么呢？这就说明要成为一篇结构严密的理论文是比较不容易的。到了荀子，就可以不用问答体，不用述言体，而能很有条理地组成一篇结构比较严密的文辞。而荀子所以能完成这样缜密谨严的作品，不得不说和他的逻辑思想，和他的文学观有相当的关系。

我们只须看，从荀子以后，“子”也有“集”的倾向，如《贾子新书》，就有些象单篇散文的结集。可以知道这是理论文逐渐成熟的表现。章学诚看到这种现象，认为“著作衰而有文集”（《文史通义》三），其实，假使从这一点来看，正是文学的演进，不必看作是退化。这种现象，到韩非而更进一步，从严谨的体制中发为锐利的论调，有墨荀之密，兼有庄孟之肆，于是他的作风也就另成一格。诸子的文学观和他的思想有关系，而他的思想又和他的作风有关系，所以这不仅是文学批评史的问题，也是文学史的问题。

九汉人对于文学的认识

到了两汉，文化逐渐提高，文学作品也渐多，一般人对于文学的认识也比以前来得清楚一些，于是把“文章”和“博学”两种意义分别开来，这也就是说把文学与学术分离开来了。不过当时的术语，还用博学的意义称“文学”，如《史记·孝武本纪》：“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又“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这所谓“文学”，指的是经学；《晁错传》：“晁错以文学为太常掌故。”这所谓“文学”，指的是史学。所以儒林传中讲到“文学”常与“儒者”及“掌故”连类而言，如：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

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

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

至如《史记·自序》称“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

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那么，即律令，军法、章程、礼仪之类也都把它当作文学看了。所以可以知道当时所谓“文学”，说得广一些，是一切学术的意思；说得狭一些，是指儒术，指经学。

至于不指学术而带有词章的意义者，则称为“文章”或“文辞”。如：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则召除为丞相史。（《曹相国世家》）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三王世家》）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屈原贾生列传》）

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儒林列传》）

以上诸例均见《史记》。再证之以《汉书 …… 此处隐藏：2763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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