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笔记--郭绍虞(2)

来源：网络收集时间：2026-09-13

导读：这是就鸦片战争时代以前的文学批评加以比较概括的说明。在鸦片战争以后，接受了欧美各国新的文艺思想，于是文学批评又换了一种新面貌，不再是以前的旧姿态了。我们现在根据以上所说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情况，把鸦

这是就鸦片战争时代以前的文学批评加以比较概括的说明。在鸦片战争以后，接受了欧美各国新的文艺思想，于是文学批评又换了一种新面貌，不再是以前的旧姿态了。

我们现在根据以上所说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情况，把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下列三个阶段来叙述：

上古期──自上古至东汉（纪元前？──纪元一九○年）；

中古期──自东汉建安至五代（纪元一九一──九五九年）；

近古期──自北宋至清代中叶（纪元九六○──一一八三九年）。

文学和文学批评是经常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分期是按照一般文学史的分期来叙述的，这样就不致孤立地看问题，而且有些需要说明的历史因素，凡在文学史里已经讲到、已经解决的，也就可以从略，不必重复。这是现在分期所以和文学史配合的理由。

本于这样的分期，本书所讲的也可说是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国正统的属于旧传统的文学批评史。

上古期──自上古至东汉（纪元前？─- 一九○年）

●三孔门的文学观

在周秦诸子的学说中本来无所谓文学批评，不过，这不等于说周秦诸子对于文学没有一种看法。这一种看法就是后来文学批评的萌芽，对于后世的文学批评起着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儒家。

孔子，是开创儒家学派的人。他的思想和他及门弟子的记述是不可分的，所以现在先讲孔门的文学观。

儒，本身就是所谓文学之士；他们可以背诵古训，所谓邹鲁缙绅先生之道诗书礼乐者，就是这一帮人。孔子，就是这一帮人中间更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自己好古敏求，开门设教，并且有教无类，这样，才使儒学成为当时的显学。他学的教的是些什么呢？他自己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知他是专门接受古代丰富的遗产的，所以“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就是他施教的一种项目。他的门徒分成四科，“文学”就成为四科中间的一种。《论语·先进》篇说：“文学子游、子夏”，游、夏就是文学科中的代表。我们看扬雄《法言· 吾子》篇云：“子游子夏得其书矣”，邢《论语疏》云：“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可知所谓“文学”云者是学习古代的典籍，用来丰富他广博的知识的。这样，文学和学术是没有什么分别的。邢所谓“文章博学”，并不是把 “文学”一科再分为二，而是说这两科在后世可分，在当时是合一的。这是孔门对于“文学”的含义，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这是当时习用的术语。不过“文学”虽是书本知识，而书本本身就有不同的性质。我们从当时人的称名，就可以看出：就典籍的性质讲，有“诗”“书”之分；就文辞的体裁讲，有“诗”“文”之分。因此，孔门所谓“文学”，虽不分别“文章”“博学”二

科，而讲到“诗”的时候，就比较偏于“文章”的意义，讲到“文”或“书”的时候，又比较重在“博学”的意义。如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说的就是文章的作用；如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说的就是博学的意义。这是从他称名用字方面来看出当时“文学”一词所包含的意义。

我们从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孔门的文学观，所以有尚文和尚用两种似乎矛盾的主张了。

本于他论“诗”的主张，当然会有尚文的结论，所谓“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并不是说要学诗以后才会说话，而是说学诗以后才会说漂亮的话，说得体的话。《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语云：“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知孔门的文学观是比较尚文的。再有，诗与乐是联带着的，孔子特别注重诗教，当然也特别注重音乐。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可知他对音乐是如何的爱好。他“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他对音乐又是有相当的研究的。可惜，由于他 “信而好古”的关系，不免带些复古的色彩。

可是，他同时又是注重实际，着重实用的思想家，这正如近人所说关心治道解明伦理的“贤人作风”。所以又注重尚用，开后世文道合一的先声。《论语· 宪问》篇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即是后世道学家重道轻文的主张。所以他论诗重在“无邪”，重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修辞重在 “达”，重在“立诚”，就可以看出他的文学观是偏重在质，而所谓质，又是以道德为标准的。因此，尚文成为手段，尚用才是目的。

这两个观念，尚文则宜超于实用，尚用则宜忽于文辞，好似有些冲突，但是他却能折衷调剂恰到好处。后来人再加推阐，就不免偏于一端了。正因为他企图调剂种种矛盾冲突，所以就孔子整个的思想体系来讲，他处在经济制度变动的时代，也是一方面有进步性而一方面有保守性的。

●四墨家的文学观

比孔子稍后，成为另一派显学，就是墨家。《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他和儒家本是比较接近的，但是他取的是反对的态度，至少也是批判的态度。近人称“墨子及其弟子是接近手工业者的士，也可以说是手工业者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以孔子可以接受古代文化的诗书礼乐，而墨子只接受诗书而反对礼乐，把礼乐看作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这样对于西周文化所谓制礼作乐这一点来讲是不合的，所以《要略》说他“背周道而用夏政”。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孔子的态度，而墨子是背周道而用夏政的，所以儒家尚文，墨家便尚质。可是，他们毕竟都是“学儒者之业”的，毕竟也是属于“贤人作风”一流的，所以儒家尚用，墨家也尚用。

于是，问题就在这儿：儒家文学观中的尚文与尚用是一致的，是不冲突的；墨家文学观中的尚质与尚用，当然也是一致的，也是不冲突的。正因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学观并不矛盾，所以儒家的尚用，和墨家的尚用也就不可能是同一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儒家的尚用是“非功利”的尚用，是为复古的尚用，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用，所以与尚文思想不相冲突，“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也正就是用；墨家的尚用是绝对功利主义的尚用，是强调百姓人民之利的用，所以充其量可成为极端的尚质。这是儒墨文学观不同的一点。

因此，墨子书中所说的“文学”，就等于学术文，理论文，而这种为文学的

方法，也就近于逻辑性。《非命》上篇说：“言必立仪”；《非命》中篇也说： “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所谓“仪”，所谓“义法”，都是标准的意思。为要立标准，所以他提出三表法。《非命》上篇说：有本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天鬼之志”。（此据《非命》中篇补）

有原之者：──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即是他出言谈为文学的标准和方法。第一点，所谓本之，就是说要言必有据。不管它出于古者圣王之事也好，天鬼之志也好，总之要有所本。墨学是尚天和明鬼的，所以“考之天鬼之志”也就不妨成为后来宗教的墨学之论证方法。第二点，所谓原之，要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这更是重在经验，搜求论证的主张。《小取》篇说：“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就是由于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进一步成为归纳的论理，于是遂有“类”的观念。《小取》篇所说：“以类取，以类予。”《大取》篇所说：“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 此处隐藏：2759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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