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_污名和社会歧视_中国乡村社区中两类人群的一个定量分析(2)

。欧盟(包括感染发病:流行病学测量、患者身份保密、个人商业保险、外国人的合法地位、劳动法、公教育、医疗健康、军队服役和社会生活(CouncilofEurope,:5)。而联合国也把工作、教育、医疗卫生和社区等四个社会空间,看作是因艾滋病而导致的社会歧视最有可能发生的社会场域;在最严重的情况下,社区很有可能把感染者驱赶出其所在的居住区,医院的员工很可能拒绝给感染者看病和治疗,而雇主则很可能解雇感染了艾滋病的员工(UNAIDS,2000、2004)。本文所采集的数据,恰好可用于阐明中国乡村社区内部围绕艾滋病而产生的社会歧视的具体情形。

五、研究策略和理论模型

　　“河南、山西两省艾滋病重点地区红丝带关爱行动项目评估”课题组进行调研的地区,分别是河南省S县的S乡,以及山西省X县的Y镇、S镇和H乡。上述地区艾滋病感染的主导途径,首先是村民们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因参与商业性卖血行为而导致的感染;其次是后续的性伴侣间的交叉感染。有关“社会歧视”的研究专题,主要涉及上述地区的两类人群———当地的普通村民和当地的艾滋病感染者。这两类人群分别接受了一份专门设计的调查问卷:其中对艾滋病感染者采取了普查的方式;而普通村民则采取了随机抽样和偶遇抽样相结合的办法(具体的抽样方法参见刘能等,2004)。表1给出了河南、山西两省上述

污名

社会学研究　2005.6两类被调查对象的人数和性别、年龄的分布数据,其中普通村民的有效样本为203人,艾滋病感染者的有效样本为80人。　表1　两类调查对象分省、分性别、按年龄分组的分布数据

年龄分组

20-29岁30-39岁40-49岁50岁以上

10

12

22

2

3

2722491223231841821012普通村民(N=203)普通村民性别山西省女性男性小计河南省女性5(N=80)

艾滋病感染者性别

山西省女性

男性

合计

河南省女性

男性

小计合计64223658203——年龄分组——20-29岁30-39岁40-49岁50岁以上000000022181634459171229033123合计41014363066

(一)本文的研究策略

我们的研究策略主要在于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在中国乡村社区中,尚未感染艾滋病的普通村民对本社区内现实存在的艾滋病感染者或潜在的艾滋病感染者,将采取何种形式的社会歧视;社区内的艾滋病感染者主要感受到何种形式的社会歧视?其水平如何?(2)影响普通村民做出不同水平的、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歧视的因素是什么?不同的艾滋病感染者,如果他们感受到不同水平的社会歧视,那么其影响因素为何?

以上第一个问题属于描述性问题,用于展示中国乡村社区内因特定途径而感染艾滋病的村民及其家庭成员所感受到的社会歧视的主导

污名

论文艾滋病、污名和社会歧视:中国乡村社区中两类人群的一个定量分析形式,以及他们所感受到的社会歧视的具体水平;第二个问题则属于解释性问题,用于分离出有可能影响到中国乡村社区内因艾滋病而导致的社会歧视机制的主要自变量。

(二)中国乡村社区内因艾滋病而导致的社会歧视的主导形式

中国乡村社区内因艾滋病而导致的社会歧视的主导形式与中国乡村社区的社会特征密切相关。长期以来,都强调指出,,和整合程度较高的集合体,(Freedman,1971;王沪宁,1991)(杜赞奇,1994;褚建芳,2003),Skinner,1993;张思,2003)。,;作为被调查对象的两类人群所感受到)不同水平的社会歧视,也与他们中的每一个个。同时,由于艾滋病传播而导致的社会恐惧感和社会羞耻感,也是考察作为一个居

①住共同体的村庄社区内的社会歧视机制的重要理论要素。下面,我

们首先给出调查工具中有关社会歧视的具体表现形式。

我们在问卷中给出的关于社会歧视的问题,针对未感染的普通村民的是“如果您确切地知道村里有人得了艾滋病,您还会不会做以下所列的事情”;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则是“现在村里已经有人知道您Π如果村里有人知道您感染了艾滋病,请问他们还做不做Π还会不会做以下所列的事情”。在“以下所列的事情”中,我们给出了中国乡村社区内因艾滋病而导致的社会歧视的可能形式,即拥有受损身份的艾滋病感染者是否遭受到了未感染的普通村民在以下社会行动上的排斥性社会回应,这些社会行动包括:是否去艾滋病感染者家中串门;是否和感染者同席吃饭、喝酒;是否和感染者握手;是否购买感染者家庭生产的食品或副食品;是否让自己的孩子和感染者的孩子一起玩;是否在路上遇见①由于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在课题组所调查的乡村社区中,最初的和首要的感染方式是村民们为获取现金而参与的商业性采血活动,基本上不存在其他更具越轨性的感染方式(如同性恋性传播或静脉注射吸毒传播)。因此,在本研究中,不同感染途径所暗示的分化的道德压力,并不是引发不同水平的社会歧视的主要自变量。因此,调查工具中没有直接针对“社会羞耻”这一理论要素进行自变量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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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2005.6时和感染者打招呼;是否和感染者一起打牌或进行其他娱乐活动;是否去感染者家帮忙料理红白喜事;是否愿意在感染者发病时协助送其去医

①院;是否会比较关注感染者的一举一动,以便随时保持和他们的距离。(三)两类人群的两个解释模型

从上节所列的调查问题来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两个描述性数据:(1)艾滋病感染者所感受到的真实的()在的(对于身份尚未完全暴露者)(报告的社会歧视水平得分)②;(2)(、针对艾)(),1:哪些社会因素(或自变量)影响到了艾滋病感染者真实感?

除了艾滋病感染者的人口学变量———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之外,从理论出发,至少还有以下几类突生性的社会变量影响到了中国乡村社区中因参与商业性采血活动而感染艾滋病的感染者所感受到的社会歧视水平。首先,我们假定,艾滋病感染者在村庄社区内和其他未感染人群的家族或宗族关系越接近、他们的家族和亲戚关系圈子越庞大,那么他们遭受社会歧视水平相对就要低一些;其次,艾滋病感染者在村庄社区中的社会—文化地位越高,则他们遭受社会歧视的水平可能会低一些;第三,艾滋病感染者家庭感染前后在村庄社区中所处的经济地位越高,则他们遭受社会歧视的水平就相应地要低一些;第四,艾滋病感染者带给周围村民的威胁程度越高,则他们遭受社会歧视的水①根据前面所提到的关于社会歧视的定义(即由于目标对象属于某个拥有“受损的身份”的

群体而对其做出了不公正的对待),以及我们对中国乡村社区内三类社会团结原则的阐述,我们认为上述社会行动内容的选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乡村社区内普通村民对艾滋病感染者所表现出来的排斥性社会回应的主导形式。当然,其他研究者还可以对这些内容进行修正和补充。

②在全部80名接受调查的艾滋病感染者中,除1人未回答外,其余79人中身份已经公开的

有76人(其中回答“其他村民全都知道”的68人,回答“一部分村民知道”的6人,回答“很少有人知道”的2人)。因此,对上述76位身份已经公开的艾滋病感染者来说,我们测量的是他们真实感受到的社会歧视水平,而对3位身份仍未公开的艾滋病感染者来说,我们测量的是他们假想感受到的社会歧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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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艾滋病、污名和社会歧视:中国乡村社区中两类人群的一个定量分析平也要略高一些(比如说,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公开程度将影响到他们自我感知到的社会歧视的水平);而社区内其他村民对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掌握程度越高,则艾滋病感染者所遭受到的社会歧视水平也会相应地低一些。因此,我们在设计调查工具时,已经考虑到了如下自变量 …… 此处隐藏：3455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