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嬗变最终稿(2)

南通大学毕业设计（论文）

论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嬗变

中世纪大学滥觞于11世纪基督教控制下的欧洲，由教会许可设立，神学课程占有重要席位，教师与学生在形式上就是教会人员（拥有教士的特权），具有明显的宗教性质。然而经过发展演变，中世纪大学却成为宗教改革的阵地，新一代思想家和人才在这里脱颖而出，人本主义的新思想和世俗化教育逐渐成为主流。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尤其是在12世纪的欧洲文化复兴的影响下，许多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人性，将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逐渐推广开来，这极大的促进欧洲的新觉醒， 它在打击教会权威和神学的神圣性方面, 起了极为巨大的积极作用。中世纪大学缘何有此嬗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一、中世纪欧洲大学的诞生

在中世纪早期的历史文献之中，对当时称谓的“大学”，意思只是一定数量的、身份多元化的人们所集聚的场所，“大学”在那时的称呼—“公会群落（universitas vestra）”—的具体含义只是表达“你们全体”。而在技术范围内，“公会”意指一个正当的社团和法人。到11世纪末或12世纪初的这一时期里，“公会”这一称谓才逐渐应用到教师团体或学生社群。但在大学出现的开始阶段，并没有任何绝对的称谓，“学者大学”“教师与学者”大学是当时最为流行的称呼。

到13世纪初期，学科研习所的称谓开始盛行于中世纪的欧洲，相比于公会，学科研习所更加准确指代了抽象意义的学术机构。这逐渐成为了大学的最为科学的称谓。

而一个所谓的学科研习所，其本质就是一个囊括古今经典的高等学府，就其产生的形式而言其完全可以说是公众自发、出于法定程序以外的。而在13世纪，欧洲大陆便拥有了3所举世闻名的杰出研习中心。它们分别是：以神学为中心的巴黎大学，冠以“法学之城”的博洛尼亚大学以及医学泰斗的萨莱诺医学院。由此在欧洲大陆上，其它大学纷纷效仿，一所所大学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这三所大学就变成了这些大学的母型大学。中世纪大学可谓是当时宗教、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发展的产物。而中世纪欧洲大学又是在怎么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呢？ 1. 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的宗教因素

中世纪的欧洲早期被基督教会所统治，整个欧洲都笼罩在黑暗的世界之下，而文化处于一片蛮荒之地。艾略特说过：“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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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掉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必须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意义。”[1]在中世纪早期 ，整个欧洲处于一片蒙昧状态，文化缺失，人们思想被基督教所控制与束缚。而当古罗马帝国遭到蛮族入侵，整个欧洲处于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在这个时候，基督教会被历史赋予了原本隶属于古罗马政府的职能，并最终成为整个中世纪最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当西方的不同民族融合在基督教世界的精神团体中时，他们便获得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而且，这是把西方与其他世界文明区别开来的最为重要的一点。”[2] 在8世纪至11世纪期间，封建教会以世俗封建王权的等级制度为模板，在教会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教会分阶制度，随后发展演变成了教皇制度和修道院制，并随之而成了以教皇为最高统治者，下面分设了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和神甫、修士（修女）等十分严格的等级制度。由于教会的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僧侣们很快就攫取了知识教育的垄断权，这样教育就凸显出浓厚的宗教性质。

随着教会不断在发展壮大自身力量同时，其权力和财富也逐渐膨胀，比如教会的土地具有不缴纳赋税的特权，这一特权直到中世纪晚期才从法律中废黜，且规定必须交纳什一税，所以在当时只有教会才拥有办学的经济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中世纪的欧洲快速出现了一些修道院学校、大主教学校和教区学校。教会创办这些学校的目的除了方便自己教士的修炼之外，更重要的是培养教会人才，巩固自身统治。当时教会最主要的学校是修道院学校，它源起于教会的修道院制度。而在各主教区的管辖区内设置的大主教学校，是由主教直接管理，其性质跟修道院学校如出一辙，目的都是培养教会需要的人才，不过大主教学校的设施更加完备，学科内容也较为完整。一些大学的形成就是由大主教学校蜕变而成的。教会在刚开始培养神职人员时，首先对其进行读写算与基督教教义基本理论知识的教授，由此需要用到古典文化的一些传统文化知识，这样的教育内容随后形成了被称之为“七艺”的学科内容。正是从七艺教育内容为起点，为古典文化残存了一丝血脉，随之演变为了大学产生之后的主要基础课程内容。

在教会的作用下，特别是修道院，让古罗马文化的传统与古罗马作家的著作得以保存下来，大学诞生之后，便有了基本的知识材料与基础。比如，公元6世纪，卡西奥多罗斯修士开始着手搜集希腊文与拉丁文著作的手稿。在他建立的隐修道院里，让僧侣们誊录，这种做法后来为本尼迪克特的修道院所仿照。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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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热衷传教，他们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里誊录经典著作，还自己创作，存留下了一部分古罗马文明的著作。专门研究教会与文化关系的道森先生说到：“坐在阴森的隐修院里，艰难地抄写和再抄写他们保存下来的手稿”。[3]同时，他们还利用这些资源，担当起了学校教育的职责。让卡西奥多罗斯修士“使这些古老的学问传统在修道院里找到了一个庇护所，因之修道院的学校和图书馆以及寺院缮写室成为西欧高等思想文化的主要机构”。[4] 2. 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的经济因素

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于城市兴起之后，与城市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城市是大学的发源地，很多具备地理意义的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名字就说明了这一点，也透露了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十分紧密。“大学和城市的独立发展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由这种事实显示出来了，即在南欧地区，那些自治城市是最自由的也是最有强力的地方，在这些大学运动非常迅速地扩大起来了。”[5]雅克·勒戈夫对城市的作用这样形象的描述：“城市是把思想如同货物一样运载的、人员周转的转车台，是精神贸易的通衢和市场。”[6]确切的讲，城市的兴起不单为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随城市的兴起而衍生的行会制度为教师、学生社团的形成可以参照借鉴的模板。

当城市与商业、手工业一同处于繁荣的局面下，“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简言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是以专业人员的身份出现，并“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7]12世纪之初，教师被称为“master”，实际上就是手工业中的师傅、工场的领导。然而当时教师的“处境与其他某种手艺或行业里的师傅们并无不同，也是通过从事某种职业来谋生，也要为确保自身存在下去的权利而被迫奋争。因此，他们必然要以同样的方式，将自己组织成一个法团”。[8]所以，大学刚开始的含义事实上就是一种行会，目的是为了获取自治权及学术自由，而形成的中世纪学者行会组织。从法律传统上看，罗马法中已经有关于团体权利的规定，但这种权利仍然需要得到当时权威的认可。从中世纪欧洲史上看，如果团体的地位、权利没有得到公共权威的承认几乎是不可能稳固的。很明显这种权威在中世纪包括教皇、国王乃至地方领主。比如，教皇作为基督教世界的权威，颁给法学的特许状是对大学最有效的承认与保护。另外，11——13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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