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希腊法对大陆法私法形成的贡献（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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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120页。

[36] [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196页。

[37] 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53页。

[38] [英]约翰?托兰德：《泛神论要义》，陈启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5月第1版，第42页。

[39] 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50页。

[40] [古罗马]盖尤斯：《法学阶梯》，黄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2页。

[41] [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汇编》，转引自[英]登特列夫(A.P.d,Entrèves)：《自然法》，李日章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12月初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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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英]登特列夫(A.P.d,Entrèves)：《自然法》，李日章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12月初版，第19页。这里所谓“国际法则”，就是指万民法。 [43] J.1,1,4. [44] J.1,2,1,pr. [45] J.1,2,2.

[46] 如前所述，关于自然法与万民法的划分是有分歧的。就本人的看法，以人的主体性、以人为本的思想来看，二者实则可以归为一类;而把人置于自然秩序中的一个环节，则二者在范围上有差别。 [47] [美]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徐齐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5页。 [48] [英]亨利?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2月第1版，第45页。事实上，有的学者对古代东西方民法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公元前6世纪时，东方民法已经非常发达，而西方则相对落后;只是到了公元6世纪时，由于罗马法的“异军突起”，才使得原有的东西方民法发展格局被打破，并导致了相反的结果。本文认为，作者在这个问题上通过法律文本所进行的制度研究，是较有价值的;但将产生这种现象仅仅归结为“商品经济”的分析，过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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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其中，在这种研究中被忽视的重要一点就是古希腊人生活的哲学精髓——即自然法思想。参见王立民：《古代东方法研究》，学林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268-272页。

[49] 实际上，在大陆私法以后的发展中，实定法所追求的一种正义，一直是参照自然法的正义而加以运用的。这才是法的精神。而法学家庞德教授说得更直接：“自然法是法律的法理学发展的巨大力量，是较高的法律原则制度的拟制，它存在于理性之中，现行法律制度只不过是自然法的不完善的反映”。参见[日]高柳贤三：《英美法源理论》，扬磊、黎晓译，西南政法学院外国法制史教学参考丛书第二集(日本有斐阁1953年第7版)，第7页;又参见[美]罗斯柯?庞德：《法律史解释》，曹玉堂、杨知译，邓正来校，华夏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第130页。

[50] 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helm Nietzsche，1844—1900年)在谈论哲学与民族健康问题时曾经说过，全盛时期的罗马人可以无需哲学(——“完全不要哲学，或者对于哲学只有极其浅薄的、几乎是儿戏般的运用”)而依然生活得很健康。但这种说法并不能够说明罗马人缺乏哲学思维。因为在这里，尼采主要是从与古希腊人对哲学的虔诚相对比而言的，而且他更多地强调了纯粹的哲学意义上的东西。事实上，较之一般意义上，罗马人对哲学的关注虽然比不上古希腊，但也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并且更多地是带上了世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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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世俗化)。这一点，在下文将会有所论及。因此，我们可以借用尼采先生的话来说：希腊人迷恋哲学，懂得适时而始，但却不懂得适时而止;而罗马人虽然继承古希腊哲学不知适时而始，但却是懂得适时而止的。参见[德]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周国平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7月第1版，第4-5页。

[51] [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7月第1版，第37页。希克斯认为，与地中海相比，日本的内海要小，中国海令人望而生畏，印度海平直等;这些要么缺乏自然条件形成发展的气候，要么则会成为贸易妨碍。 [52] 这里丝毫没有贬低这种分析视角和方法的意味;相反，我同意历史学家葛兆光教授的观点：“关于‘世界’或者‘地球’的认识，并不仅仅是一个天文学与地理学方面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和文明的观念的大问题”。参见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页。

[53]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8月第1版，第218页。 [54]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8月第1版，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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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8月第1版，第243页。这里，摩尔根探讨的是雅典在英雄时代的政治体制，其政治权力被三个不同的部门和权力机构所掌握。在这三种职务之中，巴赛勒斯(中文还有翻译为“巴西勒斯”的)通常被近代著作家译为“国王”，至少是作为最高行政长官。当然，这种说法也存在着一些争议。但亚里士多德的某些看法我们认为还是较为可信的。亚里士多德将之称为“王者执政官”，认为这是“最高和最早的官职”。同时，据他还记载，为弥补其不足和协助王者执政官，又设有“军事执政官”(原文为“波勒马耳科斯”【ποιéκαρxο?】)和“执政官”(一般所说的首席执政官，即名祖执政官【Аρxω? éπ??λκο?】才称为执政官【?ρxωλ】)。多数学者认为，执政官的设置是在墨冬(为科德律斯之子，而科德律斯则是雅典之王，根据神话传说死于公元前1068年)时期。又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9月新1版，第3页以下。

[56]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8月第1版，第247页。 [57] 希腊城邦建立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之上，城邦成员早期亦称氏族成员。摩尔根将希腊氏族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归纳为十项，即：(1)公共的宗教仪式;(2)一处公共墓地;(3)互相继承已故成员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