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汉语教材必须要知道的发展史

对外汉语教材必须要知道的发展史

十年前，苏格兰人Tracey Fallon在爱丁堡大学学习中文的时候，是从《新编汉语教程》中的“你好”、“谢谢”开始的。而学汉语的经历，为她后来在英格兰一家国际办公室工作铺打下了基础。

Tracey记得，在自己接触到的汉语教材中，出现得最多的人物是银行职员、企业经理和自由职业者，她最为了解的名人，是姚明和刘翔；而如果时光倒流60年，她认识的中国人则将会是农民、工人和红卫兵，最为耳熟能详的名人是鲁迅和郭沫若，当然，还有毛泽东。 事实上，中国现代对外汉语的教学之路，始于1950年清华大学开办的东欧学生汉语专修班。现在，大家好奇的是，在过去的60多年时间里，中国对外汉语教材经历了怎样的改变？以政治为纲1958年，一个没有姓名的德国留学生来到了北京大学学习中文。那个时候，中国正在中共中央“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为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这名德国人善于从劳动人民那里汲取知识。他去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访问一位老农民黄老九，听黄讲述自己翻身后当上合作社组长的故事。他还参加了十多万人的群众国庆节游行，跟着人群一起高喊“毛主席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同一位在半年内体重增加了4公斤的中国人分享各自的国家发展经验。课余时间，他观赏了电影《为了和平》、话剧《白毛女》等富有中国特色的文艺作品。以上是《汉语教科书》（上、下）（1959年德文注释版，时代出版社）中描述的景象。那是1949年以来第一部对外汉语教科书，也是第一部以汉语拼音为基础的对外汉语教材。 这部教材的主要编者是留美归来的北京大学教授邓懿先生。但在强调集体创作的年代，和那个没有名字的德国人一样，该书的编者署名是“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因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东欧学生汉语专修班并入北京大学），个人面目模糊不清。 和那个幸福的德国人不同的是，课本出版那年，邓懿已被打为“漏网右派”、“美国特务”。 “每个时代的教材都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一位曾在北语（北京语言学院，后改名“北京语言大学”）和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两个机构担任负责人的学者说，“文革”结束前，通过对外汉语教学推广主义、输出革命是一项重要任务。彼时来华学习汉语的主力是公费的亚非拉留学生，也有少量自费的欧美学生。 1971年到1977年期间，由于之前编写的教材均被定为“封、资、修”，北语在周恩来“速编速印”的四字方针下，迅速组织人马推出了《基础汉语》（上、下）和《汉语课本》（上、下）。 这两部“以政治思想为纲”的教材中，除了毛主席语录，雷锋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新貌也大量体现，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的方针也得到具体实施。开门办学1980年，中国留学生丁云出国留学，认识了正在当地学习汉语的帕兰卡和她的男朋友古波。他们一起喝咖啡，看球赛，唱《洪湖水，浪打浪》，还参加了中国驻外使馆举行的招待会。 这是《实用汉语课本》（第一册）（下简称《实汉1》，1981年，商务印书馆）里描写的情节。三位从国外教学归来的北语教师——刘珣、邓恩明和刘社会一起编写了这部“走出国门”的教材。 “为什么要起名古波、帕兰卡？”刘珣说，“外国人学汉语语音的时候，区别g/k、b/p等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是一个难点，我们就故意起了Gubo、Palanka这样的名字，让他们练习。” 在保留传统语法结构的基础上，教材吸收了彼时欧洲流行的以交际实用为目的功能法，同时辅以介绍中国文化，构成了“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新型教材。 “和之前的教材相比，这部教材第一册的场景设置在国外，而且故事的主人公有了具体的人名，”刘珣说，“当时我没有说古波是哪国人，其实主要指的还是美国。” 在该书第一册的结尾，编者们让古波和帕兰卡登上飞机，来到北京旅游、购物和过年。古波的父母布朗夫妇也被称为“先生、太太”——在以前教材里，成人间均互称“同志”。 而“厕所”、“大小便”这种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词也在书中出现了。后来有美国朋友对刘珣说：“我们终于会上厕所大小便了。” 基于了解中国文化的需要，刘珣在1986年安排了布朗夫妇来中国旅游（《实汉3、4》）。来华生活学习的外国人，终于在改革开放后有机会打破仅仅在北京生活的小圈子，他们游览了长江三峡，在上海南京路“小花园”鞋店买了绣花鞋，在杭州西湖听了许仙和白素贞的故事，然后在丁云家里过中秋节。 长城、故宫、黄河、长江，常常是外国人必去的旅游胜地，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对外汉语教材中。“长城，是中国的一个表征。”Tracey说。 在布朗夫妇来华旅游的同时，加藤隆则——现任日本《读卖新闻》中国总局局长——也在这年3月底来到中国。他来之前先在东京羽田机场附近的日航酒店打了几十天工，每天挣1万日元（可以满足在中国一个月的学习生活费用）。 “刚到北语的时候，我就领到一套免费的精装书。”加藤隆则指着书架上的五卷本

《毛泽东选集》（日文版，1977年印刷）对《南都周刊》记者说，“这些书当时都没看过。现在我经常拿出来看，就像我现在经常看《人民日报》一样。” 加藤隆则的学生证至今还保留着：学号86B005，自费。他跟着“很有才华”的老师学习。 加藤隆则不太记得当时的课本的样子，只有一句最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86年下半年，他在东北和新疆的旅行让他受益匪浅，通过跟各行各业的中国普通人聊天，以此提高汉语水平。十七年后，另一个加藤——加藤嘉一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学习到流利的汉语。这很符合“开门办学”的方针。 令《南都周刊》记者惊诧的是，加藤隆则抱出7本当年写的日记。“‘娘’是妈妈，但在日语里是女儿的意思，我要记下来。这是当年抄写的北京的报纸上刊登的新闻：济南槐荫区打破铁饭碗、五好家庭观念待更新、认真学习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一张报纸一杯茶。哈，这是《两只老虎》！”加藤隆则唱了一遍。 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博士的韩国人金宰贤最近出版了一本用汉语写的书《中国，我可以对你说不吗？》金宰贤在韩国学习中文的教材是风靡至今的《汉语会话301句》，但汉语的长足进步还是他在中国居住的九年时间，大半个中国的旅行中让他现在已能流利与中国人交流。 “走出去”学习汉语的另一位佼佼者是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他在1996年到1998年在重庆涪陵师范专科学院（现长江师范大学）教中国学生英文。学习汉语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插旗山上的横幅是检验他汉语进步的重要参照：“Teaching 育 people， 管理育 people，服务育people，Environment 育 people”在他的汉语学习中逐渐变成了“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 更难一点：“建设精神文明，更新生育观念。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社会进步。教育是强国之本。” 在细致入微的观察中，何伟比很多外国人明白中国人的一些隐秘的生活工作细节。他敏锐地捕捉到：在中国“坚持”一种理论比“了解”它更为关键；夏天的最高气温可能含有政府控制的成分；在中国要经常打制度的擦边球，事后原谅要比事前许可容易得多。新旧《实汉》《实汉》出版后不久，就长期占据国外汉语教材的主要地位。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古波和帕兰卡的名字随着这部教材响彻国外的汉语课堂，就像Lily和Lucy在中国的英语课堂一样。 “教材一般用了5年就需要更新，但这部教材20年没有更新。”刘珣说，“《实汉》教材里所介绍的文化也显得过时了。开始编的时候，我 …… 此处隐藏：3406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