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经济高社会成本_低产品成本模式研究_改革开放30年政府转(3)

四、高社会成本 低产品成本模式的转型

高社会成本-低产品成本模式的转型在于破解此模式的内在形成机制,明确转型目标,并通过体制改革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正确的经济激励。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30年,毫无疑问,正是市场配置资源范围的不断扩展,要素、产品市场价格机制的形成和完善,缔造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也正是某些领域,如土地、能源等重要生产要素市场的政府行政性垄断定价,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间行政性垄断竞争,导致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困境,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以及产业升级动力的不足,导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分工演化受到抑制,社会成本的分担机制被长期扭曲。因此,中国经济站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的体制改革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根本动力,而政府转型则是当今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核心节点。具体而言:

第一,转型目标。存在多种多样的成本模式:高社会成本与高产品成本模式;高社会成本与低产品成本模式;低社会成本与低产品成本模式;低社会成本与高产品成本模式;较低社会成本与较低产品成本模式;最低社会成本与最低产品成本模式;等等。其中,最为诱人的当然是最低社会成本与最低产品成本模式,因为这符合现代经济学的成本最小化与收益最大化的主题。把这个成本模式设定为转型目标是不会有什么错的。

第二,转型过程。综观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模式,可以这么看,改革开放前基本属于高社会成本与高产品成本模式,因为这个时期的!企业?也是!政府?或是!政府的附属机构?,企业的收入与支出都为政府的收入与支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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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性研究

俞忠英、汤玉刚:当代中国经济高社会成本-低产品成本模式研究

以,企业成本包含社会成本。高社会成本等于高企业(产品)成本。近30年来,原有的政府所属企业或国有企业的多数已经与政府分离,极少数尽管还是国有企业,还未与政府分离,但是,企业已经相对独立地设立了成本账户,也相对独立地进出市场,至于其他企业基本不再是政府企业。所以,社会成本不再等同于企业(产品)成本了。原来的高社会成本与高企业(产品)成本模式,也借助政府的!优惠政策?变型为高社会成本与低产品成本模式了。但是,高社会成本的!高?毕竟有个临界点,前述的社会两极分化表明,我们正在逼近这个临界点而不得不再次转型了,再转型到低社会成本与低产品成本模式。

但是,直接转型到这个理想成本模式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因为尽管是政府的优惠政策形成了高社会成本,政府也因此而得到快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但是,政府增加的财政收入远不足以承担所有这些高社会成本。即使政府财政收入能够全部承担,问题是财政收入来自纳税人。纳税人包括法人与自然人,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企业。所以,高社会成本主要是由企业承担,从而转化为企业成本,推动企业成本走高,进而又推动产品成本走高。高社会成本与低产品成本模式也就转型为低社会成本与高产品成本模式。高社会成本-低产品成本模式到低社会成本-低产品模式不可能一步到位,只可能缓慢行进。这绝不是在1年、2年或3年内可能走完的过程。

内在的产品成本走高面对外部的市场(如今中国的企业产品都基本面对市场硬约束),迫使企业走向第一条路径,即走向内部创新,消化产品成本的走高,进而从高产品成本重新趋向低产品成本。由此,低社会成本与高产品成本模式又向低社会成本与低产品成本模式转变。产品成本的走低又使社会成本走低,缓慢地持续地向最低社会成本-最低产品成本模式逼近。

第三,转型机制。这个机制与高社会成本与低产品成本模式的成因机制相同。所以,关节点还是!政府?,即政府的转型。当代中国政府掌控社会基本要素资源,属于所谓的!大政府?。政府转型就是要从!大政府?转型为!小政府?,首要的是把资源配置权!放?给!农民?,农民、农村、农业之所以会成为高社会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就是因为农民对本属于自己的土地没有实际的资源配置权(或产权)。当然,也要!放?开对几乎全部资金的配置权。应当看到,政府对放权,即对土地、资金等资源配置权的!放?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作过许多改革,但还要深化这些改革。政府转型涉及的不只是中央政府,还涉及众多的地方政府。如乡镇政府近5万个,就是县也有2800个之多,而且每个县都有60多个科局。众多地方政府各有自己的利益,他们都是本地资源配置权的主要掌控者。所以,即使中央政府!放?了(转型了),各级地方政府也未必都会!放?、都会转型。此其二。其三,有了前才会有!优惠?政策的!放?,亦即放弃优惠政策这个为政府所惯用的基本手段。!大政府?也就基本转型为!小政府?了。 第四,转型难点。难点之一是企业承受程度。这个成本模式的转型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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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性研究

财经研究2008年第11期

着高社会成本转到企业,由企业承担,进而企业的产品成本由!低?转!高?。转型的基本手段是政府放弃优惠政策。企业产品成本由!低?转!高?的程度与优惠政策的放弃程度正相关,优惠政策放弃程度高,直至全部放弃,产品成本也高直至最高(如其他条件不变),企业的承受程度也会走低直至最低(如其他条件不变)。难点之二是社会(国家)承受程度。企业的产品成本由低走高,社会成本由高走低,如果企业承受程度也走低,那么,部分企业会倒闭引起GDP增长速度放慢,失业率上升;产品市场价格走高引起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农民工返乡及其进城速度放慢,进而城市化(城镇化)速度放慢;等等。当然,这里有个!其他条件不变?问题。其实,高社会成本转由企业承担又意味着新企业、新产业的出现,如环境保护产业的出现,从而减缓GDP增长的降速、失业率的升速、城市化率的减速,但是,必须注意,并不能抵消通货膨胀的升速。所有这些其实也是社会成本。因此,高社会成本内部化为企业成本及其产品成本会引发新的社会成本,社会或国家还是面临着承受程度的问题。难点之三是个人承受程度。企业、社会的承受说到底都属个人承受程度。各种人群的承受并不相同,其中,农民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所受影响依然为最大。

第五,转型思路。转型的关节点在政府,在政府的政策,也就是在政府的转型思路。政府应当对转型及其难点给出综合评估,进而对转型政策给出综合评估,同时对政府自身从!大政府?转型到!小政府?的过程给出评估。可供选择的思路有:快速转型,慢速转型,温和转型。比较合乎实际的是温和转型,否则,企业、社会与个人都会承受不了。

五、简短结论

从计划经济年代的高社会成本-高产品成本发展模式,到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高社会成本-低产品成本发展模式,再到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低社会成本-低产品成本发展模式,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模式的变迁过程背后隐藏着市场和政府关系的演变。经济发展既需要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也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公共部门),两者互补而非替代。靠高昂社会成本来维持的高经济增长终究是无法持续的,这种高增长必然伴随着严重的价格扭曲,低下的资源使用效率和激烈的社会冲突。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转型的不彻底性,即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型政府向市场经济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之中,政府仍然具有相当的资源垄断权,对基础性资源仍具有相当的行政性定价权,这些权力与政府部门的GDP考核,与私人部门的利润和寻租动机相结合,使近30年的经济发展逐步深陷到高社会成本-低产品成本模式之中。因此,只有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实现了职能转型,经济发展才能走出高社会成本-低产品成本的困境,并在市场价格机制的引导下逐步走向低社会成本-低产品成本的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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