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方向的争论

国企改革方向

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从未停止。当前，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这也意味着改革的难度将更大，面临的质疑也会更多。

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国企参与世界竞争并引来刮目相看之时，一些国家也意识到中国国企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在此背景下，近来有关“国企私有化”、“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观点此起彼伏。国企在经营利润分配也被卷入“与民争利”的利益漩涡。究竟国家和企业各得多少，如何分配？新的历史阶段，国企改革的方向究竟是什么？然而，私有化真是国企改革的出路吗？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近几年来国企的现状到底如何。

国有企业私有化，是指把国有企业卖给民营公司、外资公司或个人等非国家控股的企业或个人。衡量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个标准，是看这家“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如果国有股份和其他股份比较起来，不在这家改制后的企业占有主导地位，甚至完全没有国有股份，这家“国有企业”就可以被称之为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家企业。

国企现状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探索，中国国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舞台上，展示出“国家脊梁”的风采。2011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央企业已有38家上榜， 如今的国有企业已是行业的排头兵、国民经济的支柱力量。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完成宏观调控目标、承担各种急难险重任务等方面，国有企业始终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众多行业和领域，已形成以国企为支柱、民企为血脉的产业集群，国企与民企共创双赢的局面。这只是一方面的评论，与此同时也有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现状的阐述。1，国企越做越大，有信贷特权，阻碍了竞争,2，国企存在大量的腐败问题,3，企业效率低。

其次，我们要讨论私有化真是国企改革的出路吗？

针对于这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进而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非常简明，他认为，庞大的国有企业，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他主张激进的私有化，把国企的股份直接分给百姓。

另一位经济学家华生很快指出，把国有企业分掉的结果，按照前苏联的实例来看，将会是方便了国企的高管和权贵利益集团吞食国有资产，造成难以挽回的局面；他警告，以往某些中小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再次上演。

吴敬链老先生主要强调1992年我国对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即充分发挥市场（而不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他强调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反对政府直接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庞大。

叶檀女士主张国企改革要走与张维迎、华生想法都不同的“第三条道路”，但她在文章里似乎没有阐明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含义。她也主张国企“私有化”，在基本方向上与张维迎一致，仅在如何私有化的技术设计上做了些补充，提出要有“社会信托”的设计和“法律制约”的设计，尽量不让某些人企图吞食国有资产的阴谋得逞。

由于争论比较多，在此我只举出比较权威的经济学家的观点进行分析。

首先是吴敬琏教授的观点，他认为不改革国有经济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他指出，一些国有企业不但继续保持行政垄断的地位，而且得到国有银行的大量贷款支持，迅速扩张。 ●国有企业的逆势扩张和地位加强，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究竟是祸还是福，并不能由它们获得的短期盈利多少来评判，而要从它对于市场制度完善和经济长远发展的影响来判断。

●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否高于民营企业，已经有中外研究机构所作的实证分析，对它作出了有翔实数据支持的否定性结论。

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经济改革采取了国有经济基本不动，在“体制

外”寻求发展的战略，即“增量改革战略”。

实施增量改革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使民营经济(非国有经济)得以从下而上地成长起来，并且日益发展壮大。

不过，采取增量改革战略使民营经济得以成长，只是中国改革和发展这出“大戏”的“序幕”。不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的改革，就不可能建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系。

国有经济必须改革

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改革的必要性主要缘于以下两方面：

第一，不改革国有经济，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难以得到提升。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基本来源于非国有部门(“民营部门”)，而占有经济资源主要部分的国有部门不但增长缓慢，而且效率有下降的趋势。亏损企业的数量逐年增加。以致到1990年代中期整个国有企业部门陷入了盈不抵亏的困境。这种情况必然要拖累整个国家的财政金融体系。其中，银行系统的呆坏账大量积累，面临极大的系统性风险。

第二，双重体制并存造成了很大的寻租空间，使腐败蔓延的趋势难以扼制。实行增量改革战略，在大体维持国有经济现有体制的条件下，容许私有经济发展和引入部分市场机制，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命令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并存的状态。由于命令经济是一种由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而市场经济则是由各市场利益主体利益支配的经济，双重体制和双重运行规则并存就必然造成“权力搅买卖”的巨大寻租活动空间。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初，国有企业获得了销售产品的自主权。“双轨制”在促进国有企业作出帕累托改进和为民营企业提供经营条件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双重体制和双重规则的交织，又使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获得巨大的“寻租”机会。这些被称为“官倒”的人们靠倒卖调拨指标在短时间内成为巨富。一时间，“官倒”成为腐败的代称和全民议论的焦点。

吴敬琏及其帮派的所有精英抨击国企的理由莫过三条：垄断、腐败和效率。

首先谈谈垄断的问题。

首先，从数量上看，“从2002年到2010年，全国国企数量平均每年减少7500家左右”；“从2003年到2010年，中央企业数从196户减少到129户”；“1998年到2010年间，国有企业的户数占比从39%下降到4.5%；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从52%下降到27%；利润总额从36%降至27.8%；从业人员从60.5%降至19%，税收从65%降至37%”。

放眼全球，“俄罗斯国有经济固定资产的比重达到40%，国有经济控制的GDP近50％，并且在国有经济中就业的比重达31%；白俄罗斯国有经济比重超过70%。从发达国家看，德国、法国、印度的国有经济比重都超过20%。”从这些占比来看，目前中国国企占经济总量比重的30%左右比较适中。如果按照某些人开出的药方，将国企比重缩减到10%左右，“那必将影响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对中国经济社会安全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并且“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绝大多数行业已经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竞争格局。118户中央企业中，除2家电网企业、3家电信企业、3家石油石化企业、10家军工企业、2家粮棉储备企业和1家盐业企业共21家企业外，其他企业都处于竞争性领域。”

有没有垄断性企业呢？有的。譬如石油石化行业，“其上游勘探开采环节具有较强的行政垄断性。”但国家对这类高度稀缺性或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部门采取垄断性经营是必要的。“世界主要50个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中，76%的国家只有一个石油公司，20%的国家不超过3家石油公司。”就是说，对于包括石油、稀土等在内的资源型企业，垄断是必需的，这个垄断地位是国家给予的。目的是为了有计划、有秩序地开采资源，防止一哄而上抢占资源。

如果把稀有资源统统开放，任凭外资将中国的石油、稀土等统统控制，中国还有国家主权？还有国家安全？还有发展后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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