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之清代朴学

国学学术发展简史之六：清代朴学

万献初 撰 （宋时磊纂集资料）

有清一代，是国学全面总结的阶段，三百年学术精博而又深广，分量重而价值高。

清代学术汲取晚明学术游谈心性、空疏误国的惨痛教训，以求真务实的考据之学为主导，考据、义理、辞章相结合，形成质朴实在的学风，因而清代学术被称为“朴学”或“实学”。汉代经学尤其是古文经学重诂训的实证学风在清代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发扬，故清代学术又被称为“汉学”。梁启超认为：该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还有一个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1]

1644年，清兵入关，中原大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权更迭，进入了异族统治汉族的时代。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为了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笼络与牵制并举的政策。一方面，推行汉化政策，沿袭明制，开科取士，重用博儒，网罗天下人才，开馆修明史，校理历代典籍，编纂《四库全书》，使民族矛盾渐趋缓和，满清政权逐步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同。另一方面，严格控制社会舆论，禁锢自由思想，大兴文字狱，杜绝一切对满清统治不利的思想和言行，最大限度地限制汉族知识分子的主观思考。社会环境的变换，促使传统学术在清代发生重大转向，众多学者只能埋头整理、发掘历代流传下来的典籍，考据之风大炽，成为清代国学的主流。

清代国学的形态，以经学考据为中心，考据之风渐次衍及众多学科。经学方面，又以汉学为主、宋学为次，以古文经为主、今文经为辅。顺治、康熙两朝是清代国学初兴时期，也是学术范式的创制时期，“清初三老”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开风气之先。乾隆、嘉庆两朝，考据之学遍行，虽在不同地域和师承的基础上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学术支派，但总体精神相似，形成了声势浩大、成果辉煌的“乾嘉学派”，标志着国学的鼎盛期。道光朝以后，清代国学发展到了第三期，其特征为今文经学的兴起，融合外来新学，以及出土文献的研究。同时，清代后期也是国学走向衰落的时期。

一、清初学风的转变与朴学范式的建立

明代王阳明心学的出现，纠正了宋代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压抑人性的偏颇，形成晚明长于思辨的学术形态。但随着王学的广泛传播及其末流分化，心学的缺点也完全暴露无遗。人们终日谈论良知、道德，“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导致随意的穿凿附会，浅薄的“帖括”之学泛滥，且参杂禅学，使学风日趋空疏浮泛，以致满路酒色财气，浮颓淫逸，严重脱离社会现实。

晚明的杨慎、李贽等人对理学的积弊进行猛烈抨击，并开始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进入清代后，学风为之一变，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努力下，力矫晚明颓风，弃空谈而倡实学。颜元、李塨明确标帜“实学”，倡导“实文、实行、实体、实用”,被后人称为“颜李学派”。清初学者的学风崇尚朴素，不注重文采，是名副其实的“朴学”，并逐渐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皮锡瑞描绘清初学术流变道：“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挽回风气，幡然一变。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皆负绝人之姿，为举世不为之学。于是毛奇龄、阎若璩等接踵继起，考订校勘，愈推愈密。”[2]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江苏昆山人，人称亭林先生，被尊为清代朴学的“不祧祖先”。顾炎武早期从事反清斗争，建树无多。后来专心学术，对心性之学“清谈害实”导致明亡有切肤之痛，强调“通经致用”，力求考察经文的本义以用之，反对向内的主观学问而提倡向外的客观学问，一生标举“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的为人为学方法，著述极丰，传世之作有五十余种。主要著作有《日知录》三十二卷，考订精详，内容宏博，分科研究，贯通古今，是其得意之作，也是考据学的典范之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卷、《肇域志》一百卷，规模宏大，精审渊博，为掌故学、地理学者开启先路。音韵学著作《音学五书》，彻底否定叶音说，分古韵为十部，上承明代陈第，下接江永、戴震、段玉裁、钱大昕、朱骏声等，强调“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其古音学在材料、方法、理论、成果上的建树对乾嘉之学的兴盛影响巨大。其它如《金石文字记》、《求古录》、《石经考》等，利用文字来校正古籍，所得良多。顾炎武在为学宗旨、治学方法、研究领域等方面，对清代朴学范式的建立可谓有开启山林之功。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浙江余姚人。黄宗羲治史学，最重视史料及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与考证，注重学术史的梳理。史料纂集有《明文海》482卷，《明史案》244卷。学术史著作有《明儒学案》及初步整理了《宋元学案》。所著《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尚书古文疏证》等经学类著作，对胡渭、阎若璩等人多有启发。政论方面，其《明夷待访录》主张“无君”，掀起思想解放之波澜，堪称人权宣言第一人。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王夫之为学尤重考据，著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周易稗疏》、《老子衍》、《庄子通》等，不泥前人成说，多有新解。同时又注重义理，多有思想上的创建，对后世学者影响很大。其著作多收集在曾国藩兄弟刊刻的《船山遗书》中。岳麓书社1996年出版了《船山全书》。

继清初三大家之后兴起的，是清代前期对古书的疑古辨伪之风，代表人物为阎若璩、胡渭、姚际恒等人。阎若璩（1636-1704）用其毕生精力写成《尚书古文疏证》，在兼采前人之说的基础上，从来源、篇数、经文内容、语言风格、文化基础等方面对《尚书》进行了系统的考证，证明东晋梅赜所出《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出的二十五篇以及孔安国传都是东晋人所作的伪书，虽然毛奇龄撰有《古文尚书冤词》与他抗辩，但定案难翻。早在宋代，吴棫、朱熹等就有疑古意识，然未能展开证伪。阎若璩则在《潜丘札记》卷六中认为：“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他以锐利的目光发现问题，以内证为主来系统论证，确有超越前人之处。这种不迷信经典、务求考实

的精神，正合了清初避浮趋实的朴学考证风气，阎若璩因此在清代学术中地位甚高，影响至大，以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他“考证之学，未知或先”。然近来也有人撰文指出其不实之处。

胡渭（1633-1714）在辨伪学上与阎若璩齐名，撰《易图明辨》将“河图”、“洛书”与《周易》剥离开来，认为《易图》为陈抟的附会之作，辗转传于邵雍而大肆发挥，被朱熹等理学家尊为《易》学圭臬，其实都是枉伪之说。又撰《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攻驳宋儒谬论。又撰《禹贡锥指》，广搜博采方志舆图来阐释《尚书·禹贡》，明九州分域、山水脉络之沿革，强调治水的重要性，是研究中国古代地理沿革的重要参考书。

姚际恒（1647-1715）历十四年撰成《九经通论》，诸经皆有论说，证《古文尚书》之伪与阎若璩不谋而合，又著《庸言录》杂论史学、理学与诸子书，末附《古今伪书考》，考辨经、史、子三类伪书计六十九种，真伪错杂者十多种，又指《周易》十翼为伪书。还著有《尚书通论》、《礼经通论》、《诗经通论》、《好古堂书目》等。其治学注重多方考证，不盲目信古，多发前人所未见，为清初疑古最勇者，故或批评其好为异论太过。

此外，毛奇龄著《四书改错》、《周礼问》、《河图原舛篇》，俞汝言撰《春秋四传纠正》等。一大批考证辨伪著作形成一时风气，也形成了清初考证之学的基本方法，声势浩大的疑古精神撼动了经学不可动摇的神圣性，大 …… 此处隐藏：13584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