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激励、宏观调控与经济周期：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

晋升激励、宏观调控与经济周期：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

[政治经济学年会投稿]

中文标题：《晋升激励、宏观调控与经济周期：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 英文标题：“Promotion Based Incentives, Macroeconomic Control and Business Cycles: a Framework of Political Economics”

作者姓名：刘瑞明 白永秀

作者简介：刘瑞明，男，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白永秀，男，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

工作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通讯地址：陕西西安西北大学南校区198#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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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激励、宏观调控与经济周期：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

晋升激励、宏观调控与经济周期：

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

刘瑞明 白永秀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710127）

内容提要 本文在一个以政治控制权收益为基础的晋升激励框架下，考察中国经济周期的形成。本文研究发现，由于政府保持着经济的控制权，政府组织中晋升激励体制的周期性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成因，中国的经济周期本质上是“晋升体制周期”和“宏观调控”结合的产物，这推翻了学界“宏观调控是经济周期的应对手段”的一贯认识。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用以刻画这一逻辑。进一步的经验实证支持了上述逻辑。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进一步的产权改革以削弱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将有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

关 键 词 晋升激励；政治经济周期；经济调控；政治控制权收益；经济发展

一、引言

在半个多世纪的新中国历程中,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是从未间断的经济波动，经济发展不是过冷就是过热（刘霞辉，2004）。经济学界对这一现象的总结是：“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活—乱”循环（林毅夫等，1998，203页）。大量的研究指出，经济波动呈现循环周期性（如，刘树成，2003；Naughton，1986；Imai，1994；陶仪芬，2004；林毅夫等，1998；等）。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呈现这样一种态势？

虽然有大量文献对此作过探讨，并且它们都构成了对这一问题的有益理解。但是，综观这些文献，我们发现，从这些理论出发，我们仅能零散地解释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一小部分，各种理论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文献并未对经济周期背后的体制根源进行深入挖掘。这就造成了对经济波动周期认识的限制。基于此，挖掘中国经济波动周期的体制根源就成为本文的研究主题。中国的经济波动周期必须纳在一个与中国经济增长一致的逻辑框架下理解。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新近理解基础之上，这些文献充分注意到了中国特殊的政治激励体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基于此，我们意图在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波动周期。

本文框架具体安排如下：第二节为文献述评，详细评述既有理论学说的贡献与不足，并阐明本文的研究路径。第三节描述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制度环境，集中地，我们描述政府主导型经济与晋升激励体制、金融控制与银行非独立性和投资饥渴与预算软约束。第四节是一个理论模型，在政治经济周期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特殊环境，阐明中国经济波动周期的逻辑，指出中国的经济波动周期是中国特殊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副产品。第五节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历史经验支持了本文逻辑。第六节为结语，总结全文，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二、文献述评

对于中国经济周期的理论探索汗牛充栋，然而，综观这些文献，他们的落脚点通常集中在几个方面。具体地，我们将这些文献输理成四类学说加以述评。

晋升激励、宏观调控与经济周期：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

第一种是真实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s, RBC）说。这类文献强调实际经济成分（与货币成分相对应）对经济所产生的干扰和冲击，其中最主要的冲击是指技术冲击（龚刚，2004）。例如，卜永祥、靳炎（2002）发现，技术冲击这一因素可以解释76%的中国经济波动。黄赜琳（2005）在一个三部门RBC模型下研究发现，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可以解释70%以上的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然而，RBC理论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不能与中国现实相符：第一，RBC理论要求经济波动是“随机游走”的，而根据文献研究，中国的经济波动呈现周期循环性。第二，RBC理论模型建立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出清的假设基础之上，而这与实际市场状况相去甚远。（龚刚，2004，李斌、王小龙，2005）。事实上，技术冲击虽然的确导致了我国经济的波动，但是，投资和产出短期波动的重要部分需要由其他冲击来解释（简泽，2005）。

第二种是货币信贷周期说。这一理论所关注的是金融机制与经济波动的关系。穆争社（2005）认为，信贷配给与经济波动互相依赖。经济衰退时，信贷环境的恶化使得融资企业投资下降，引发经济的萧条，而在经济繁荣时，信贷又使融资企业投资上升，繁荣经济。刘涛（2005）指出，中国的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缺乏“信贷约束”的地方政府提供过度的总量供给与承担宏观调控和银行风险的中央政府存在需求压缩之间的矛盾。Fung(2000)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的国有银行体系代替财政成为国有部门投资的供给者，以“准财政”的角色来为政府的优先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在政府控制的作用下，经济过热与国有部门的投资膨胀相伴而生。但是，与其说货币信贷周期说在探索经济波动的原因，不如说其在描述经济波动这一事实，信贷波动本身是经济波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信贷周期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这需要深入挖掘。

第三种是政治经济周期说。政治经济周期说侧重从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看待经济波动。范芳志等（2005）指出政府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强力操纵在中国政治经济周期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作用。祝青（2006）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通过进入管制和信贷干预影响了资本深化路径，进而影响了投资储蓄转化机制，最终影响了经济波动以及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Tao yifen(2004)指出，中国的经济周期表现为明显的政治经济周期，自1987年以来，每次中共的代表大会期间，都有放松银行信贷的现象，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4次峰值分别出现在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召开的次年。目前为止的政治经济周期说尚且停留在对政治经济周期的描述和检验上，这些文献并未详尽指出中国政治体制与经济周期的内在逻辑，尤其是未能对这种内在逻辑模型化，而这成为本文的努力方向。

第四种是投资周期说。投资周期说抓住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的特征来说明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形成。Naughton(1986)构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投资周期模型发现，真正决定中国经济周期性过热的是地方政府控制下的投资扩张。每次投资的急剧扩张都与大幅度的分权有关; 而每次的投资紧缩，则总与权力的重新集中相联。类似地，Imai(1994)也发现，中国的经济周期呈现投资周期现象，由于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在总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且金融约束较弱，因此，周期受到官员讨价还价的影响。Rawski(2002)也指出，中国的投资体制并未得到改革，中国的经济周期本质上是一种投资周期。同样，与其说投资周期说构成了经济周期的解释，不如说投资周期说是对经济周期的描述。为什么会出现投资周期呢？这种投资体制的作用何在？其运作机理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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