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社会学研究

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

1与街区权力关系

——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

朱健刚 陈安娜

提要：提要：本文以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实践为个案，揭示了专业社工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嵌入原有的行政社会工作之后，对街区原有治理主体形成的适应和挑战的过程。本文指出，专业社工被吸纳到街道的权力网络过程中产生了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和专业建制化的过程。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限制了专业社工深度嵌入社区治理，这使得表面光鲜的社会工作在街区权力体系中逐渐式微，失去影响。本文作者认为，要挽回式微的专业权力，就要有专业社会工作的批判意识，策略性地与街区政府建立既独立又合作的关系，社会工作者还需要重拾资源公平分配的价值观，与原有的本土社会工作结盟，这样才能推动街区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变革。

关键词：关键词：中国社会工作 嵌入性发展 专业 权力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持基层社会的安定有序成为国家转型的热点和难点。市场经济的急速发展使得社会结构相对滞后，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作为国家政权的末梢和人们生活世界的城市街区动荡不定。面对这些社会矛盾，以街区为细胞的基层社会逐步由街居制2向社区制这一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时代（朱健刚，1997；华伟，2000）。社区制的政策改革试图改变以往街区只是由政府单独治理、居委会一家垄断的局面，呼吁更多社区居民自治，也呼吁社会组织能够更多介入到社区治理过程中来。然而这样的改革举步维艰。其关键的问题在1 本课题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建设背景下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2AZD027）。感谢匿名评审人的中肯意见。

中国的城市社区大体以街道办事处所辖的行政区域为界限，其基本的组织依托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此即“街居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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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社会矛盾聚集的基层社区，基层行政体制能力不足，基层政府难以有效管控社会组织，也很难回应社区居民的自治诉求。

早期的研究较为孤立地分析治理结构中国家或社会的权力形态，对互动过程中的复杂性考虑不足，在政策层面呈现出一种或者“行政化”或者“社会化”的争论（徐中振，1997），甚至将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对立化”（卜万红，2004）；随后，人们认识到街区内组织有更加复杂的权力关系，在我们针对上个世纪90年代街区权力的一项研究中发现，随着90年代大量转岗人士进入社区以后，街区内许多权力组织和制度已经不再只是自上而下的法律制度安排，而是还有很多处于中介作用的社区内平行组织，如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老年人协会等都通过自身实践自下而上地生产秩序（朱健刚，1999）。当时学者们普遍比较乐观地认为街区为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变革提供了一个相对合适的空间。强调治理、善治或共治的多元合作主义越来越成为学者们对基层社会的愿景（卜万红，2004；李友梅，2007）。不过随后人们逐步发现，这种多元治理的理论本身仍然单薄，容易乐观地相信“公私部门之间以及公私部门各自的内部均趋于模糊（”斯托克，1999），很难理解到在国家与社会界限还比较模糊的情境中，其实强势团体对弱势团体有着较强的控制（哈贝马斯，1994；俞可平，1999；徐勇，2001），外来的社会组织（NGO）仍然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警惕。因此，多元合作主义在中国基层管理体制中的适用性还需要结合微观场域的具体情境和权力视角来观察。

近年来，在外来社会组织仍然受到地方街区行政体制限制，社区自身业主委员会也难以充分发育的情况下，专业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介入街区治理成为国家主导的社区建设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我国专业社工从教育界开始恢复重建，其发挥功能的场域是街区。在重建初期，它所能做的基本上是社区服务中的无偿服务，与志愿者组织发挥的功能相似，很多时候社会工作机构是通过与基层政府和居民自治组织的社会服务上的合作来参与社会治理的进程。随着我国政府对国际经验中的柔性管理和新管理主义的借鉴，政府似乎是通过引入专业社会工作来代替对外来NGO的需求，同时也能够在合作治理中更好的对其实行管控。专业社会工作通过一系列中央级政策文件的发布3获得国家的认定。在国家主导的政策转型下，专业社会工3 从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的颁布，到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建立，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身份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地位得到国家认可，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被提升到主体人才，2012年中央18个部委和群团组织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中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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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越来越走出象牙塔，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4开始相对独立地参与街区治理。5

理解这类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引发了对社会工作发展理论的升温，一些学者关注专业社工能否发挥善治的作用（孙立平，2010），自身是否在体制文化、机构和政府的控制下保持自主性和宏观思维（朱志强、何国良，2000；张和清，2003；史柏年，2006），政府与专业社工能否建立平等合作的利益关系（朱眉华，2004；罗观翠，2008）。这些讨论引起学者对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关注（范明林、徐迎春，2007；陈钟林、吴伟东，2006；熊跃根，2006a；李迎生，2008），其中，王思斌运用嵌入理论从结构意义上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理解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徐永祥，2009；方劲，2011；唐咏，2009）。他通过对中国社会求—助关系的分析以及对国内底层群体接受帮助的理论分析后指出，西方理性主义社会工作制度在中国的适用性有很大挑战，中国的社会工作应该从了解受助群体复杂的需求结构、受助者的问题世界以及建构符合中国文化情境的帮助—受助过程来尝试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王思斌，2001，2006）。他指出：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嵌入性的发展，改革开放使得舶来的专业社会工作在与原生的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互动中不断进入本土实践领域，并从政府主导下的专业弱自主性嵌入状态走向政府—专业合作下深度嵌入。他从建构论的角度指出，社会工作是社会建设的组成部分，专业性是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基础和优势，而与政府部门、社区工作员（主要是街道居委会人员）以及服务对象的合作能力实际上决定着专业社工嵌入发展的过程（王思斌、阮曾瑗琪，2009；王思斌，2011）。

这个在社会工作理论领域广泛讨论的嵌入（embeddedness）概念借自于著名经济学家博兰尼的原创理论，强调人类原以为理性主导的经济活动其实是被种种非理性的认知、人际关系、社会价值等文化因素所包围和渗透（Polanyi，1944）。后来经过马克·格兰诺维特进一步阐释而成为新经济社会学里一个最常被引用的关键性概念，格兰诺维特特别强调经济活动会被人际网络、信任和情境所架构（Granovetter，1985）。不过沙朗·佐金和保罗·迪马乔则进一步细分嵌入，有认知、文化、结构和政治嵌入（ Zukin, S. et al.，1990）。其中政治嵌入是研4 在我国内地，我国内地的政府购买首先产生于上海、深圳、广州等地区，服务领域包括行业性服务与管理、社区服务与管理和行政事务与管理（曾永和，2008）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尝试把越来越多的社会服务打包，让社会组织来购买，以期用较低的行政开支取得更好的社会服务效益。专业社工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发达地区通过政府 …… 此处隐藏：16178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