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农问题之十大关键(5)

九、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关系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特别是有组织的农民。是合作组织，不是行政组织。合作事业需要志愿精神，而非官僚习气，不能完全照搬行政套路。为农服务需要全社会的参与，更不是个别部门的特权和专利。要激活资源、启动进程，这就需要借重体制外的力量，往往是四两拨千斤。

但是巨大的存量资源处于体制内。姑且不论存量的经济资源，仅就人才资源来说，中国农村县以下的人才，除了升学、参军以及外出经商创业的人，剩下的基本都被吸纳在行政事业单位这个体系之内。农村人才流失日趋严重。所谓农民自己组织自己，如果缺乏骨干人才，就是一句空话。

因此，体制内资源，包括人才资源，要有相当一部分“剥离”出来投入到合作体系建设中去。对这些人，在编制、身份上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安排。

十、新三农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与规范、

局部试点与整体立法、“破”与“立”

当年的包产到户，只是放松管制，的确可以在点上、在局部先行取得经验，而且可以实践先行。当时可能遇到的阻力，除了意识形态的问题，主要来自社队干部的利益可能受损。而这些社队干部生活在农村，其中很多人或其亲属仍然是农民身份，很容易感受到改革的正面影响。

现在所要求的改革，是深层的体制改革，涉及县级以上利益格局的调整，需要更为充实的理论准备，更为强大的政治能量。大的体制不改革，在局部上的试点是不可能真正取得成功的。假如没有立法跟进，即使局部试点可以成功，但长期的、整体的“新三农”问题无法真正规范地引·13·

《太平洋学报》 2007年第10期

导解决。当然整体立法要有相当的前瞻性，不能过于迁就现状。

我们可以试着提出《合作组织立法建议书》，以及《农协立法建议书》，来推动打破部门立法的限制，以立法巩固和扩大改革成果。类似的立法在国外都有了上百年的历史，不存在什么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例如日本100年前不会比我们今天更有经验。

说到“破”与“立”的关系，笔者的体会是浙江容易“立”不容易“破”，中西部容易“破”不容易“立”。这个问题有待更多关心新三农问题的学者作深入讨论。

结 语

新农村建设的首要问题是为了谁，依靠谁？所谓为农服务，到底是赚农民的钱，还是为农民赚钱？所谓支农，到底是支持农民，还是支持涉农资本，甚至是“农官”？如果是支持农民，到底是支持农民中的少数大户，还是支持众多的小农？如果我们不能承受农村土地大量兼并、小农大量破产的社会政治代价，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还不足以在短期内消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则至少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内，我国农村仍将维持小农经济为主的格局。必须正视这样的基本国情，来构造和调整农村中的生产关系。

诚然，分散的小农，无论是与市场对接，还是承接政府资源，都有难以承受一个交易成本问题。在WTO条件下，分散的小农经济更不适合成为绿箱政策的有效载体。为此都需要发展合作组织，加强各级各类合作组织的综合、联合与整合，通过农民的高度组织化来降低农民与市场、农民与政府的交易成本，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在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分享更多的利益，以此塑造和提升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也同时回答新农村建设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

而这样一场改革的阻力来自哪里？来自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本文的分析就是为了对此进行揭示。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 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 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5]。

正是由于利益格局的高度分化，而既得利益集团丝毫不肯释放资源与权力，近年来有一些学者担心地指出，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改革的动力已经丧失。但是胡锦涛总书记明确表明，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希望本文的分析有助于重建改革共识，重启改革动力。

[5]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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