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农问题之十大关键(2)

1980年代以来农村的复苏与繁荣，其原因至少来自三个方面。其一，人们经常忽略的因素是农业投入的成倍增加，特别是化肥、农药以及良种的大量使用，而毛泽东时代不惜代价的农田

这时候却开始发挥出巨大的潜力。其二，水利建设本来不一定都很经济，但已经是“沉没成本”，

更重要的当然是人们经常提到的联产承包，这是产权层面的变革，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打的粮食再多，自给有余后就要考虑市场交易和多种经营，还要取得各种工业性消费品，乃至举办乡镇企业。这就引出其三，没有自由市场的开放以及相应的信息机制、激励机制，则包产到“户”与包产到“队”、包产到“组”乃至包产到“人”，未必会有太大的区别，改革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包产到“队”的意味了。显然，产权变革与市场变革，制度变革与技术变革，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总的来说，“三自一包”中，“三自”特别是自由市场的作用应该不比“一包”来得小。

允许市场的存在固然是一大根本性进步，但是农民面临的市场环境并不那么有利，甚至是越来越不利。改革之初，市场经济的范围和规模、幅度都还比较有限，农村市场的有效半径也比较小，是一种“小市场”：比如乡镇、最多县域范围的集市贸易，足以吞吐大量的本地散户的农产品。农民起个早走上几里、十几里地就可以赶个集，坐上一、两个小时的汽车就可以到县城。小生产与小市场对接，相对还比较容易。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一些县城乃至乡镇市场的支配力量已经发生转移，小生产面对大市场更趋于不利。

在当前的资源与技术条件下，在小农生产领域，以“分”为主，包“产”到户，在单纯生产意义·4·

新三农问题之十大关键

上往往更有效率。但是农产品生产周期长、价格弹性低，尤其是，千家万户的分散小农，要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特别是要在市场化进程中分享到应有的利益，就必须在为农服务特别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金融、流通、科技等环节开展合作。分而后合，有分有合，这是历史与逻辑的必然。哪怕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农业、农村和农民（农场主）也主要是按照合作制组织起来的。

至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所推行的大规模农村合作化，实际是把“合作化”混同于“集体化”，更进一步追求“一大二公”，很快就丧失了合作制的应有内涵。当年的“三自一包”，有所谓包产到户，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同时所构想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一直并未真正得到落实。上世纪90年代以后，原有政策的潜力几乎释放殆尽，“三农”问题空前突出。探索新型合作化道路，成为当务之急。分而后合，这是历史与逻辑的必然。

不能过高估计“公司+农户”的作用，而应更多支持合作组织。

四、大农与小农、欧美合作模式与东亚合作模式、合作社与综合农协世界主要国家的农业与农村经济，都是以合作制为重要组织形式的。不同在于，欧美普遍是大农（农场主、农业资本家），大农的规模化、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程度都很高，大农彼此之间“专业”联系较强。大农的合作，其实是农业资本家的合作，是一种类似农业商会的合作组织，是可以“自发自愿”搞起来的，而且往往以“专业”合作为特征和优势。

东亚普遍是小农，小农的规模化、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程度都很低，小农彼此之间的社区联系较强。小农合作要取得规模优势，就必须大面积覆盖农村人群，横向上必然趋于综合化，纵向上要求形成多级体系。要沟通这种横向、纵向的合作，还必须有一个内置的金融合作平台。这就是综合农协。相当于中国供销社、信用社（乃至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以及农技推广等单位，都在一个农协体系之内，而且这个农协体系又在政府指导下，如同村民自治那般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管理（值得指出的是农协一般实行“议行分立”。如台湾农会重大决策权在理事会，理事是农民选举产生的。日常执行权在总干事，由理事会聘任，干事都需要具有经核准的专业资格。这样既保障农协的民意基础，又保障其专业能力。）

综合农协以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为代表。日本农协全称“农业协同组合”，“协同组合”在日文里就是合作社的意思，日本农协本来就是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特别是学习欧洲方兴未艾的合作社运动的产物。

综合农协之“农协”本来就是农业合作社的意思，只不过倾向于大规模、多层次、综合性的发展方向与内在结构。现在有些人一提到农协就想起“农民协会”，一提起“农民协会”就想起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农会”（刚好台湾的综合农协也称“农会”，更容易产生误会），因此产生一些政治上的顾虑，其实是大可不必。农民果真要造反，也不在于叫“农会”还是“拜上帝会”。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向来没有自己的正规组织，在忍无可忍之下还不是照样造反？而日、韩、台的历史经验与理论研究都证明，有组织的农民在政治上趋于保守，是执政当局的稳定支持力量。

又有种观点认为，日本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日本农协正在衰落，由此判断综合农协不适合中国国情（按照他们的逻辑，好像首先不适合日本国情？）应该承认，随着土地、劳动成本上升，对于土地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如农业来说，其竞争力的确是受到影响的。传统纺织业·5·

《太平洋学报》 2007年第10期

如果在美国失去竞争优势，恐怕无论采取家族企业、上市公司还是合作社的形式都是难以回天的。

至于日本农协是否在“衰落”，如果“日渐衰落”，其原因又何在呢？日本农民只剩下几百万，中国9亿农民，哪怕是8亿进了城，还有1亿人口的三农问题存在。地价、工资水平的上涨使得日本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受损，是另外一个问题，与农协组织形式没有多大关系。日本农协试图保护国内市场，以致可能损害国内消费者的利益，这与中国的情况相差万里，中国农民首先是被损害的对象。

以上曾经讨论了综合农协与农业合作社的相同之处，两者都是建立在合作制基础上的。但是综合农协如台湾农会并不实行“股金”制度，也不注重交易额返还，以至于国际合作联盟一度不太愿意承认其为合作组织。但是，考虑到众多分散的兼业小农这样的经济社会条件，业务品种较多，而单种业务量较小，实行交易额返还在技术上困难较大，计算的复杂性太高。而股金额太大农民难以承受，股金额太小又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也许就不如不设股金。综合农协在流通领域的作用相当于一个代理商，只不过这个代理商是受农民控制的，代理费用的标准是农民通过农协制订的，这样就未必要实行通常那种繁琐的交易额返还制度。

五、农民专业合作与供销合作、信用合作

（一）农民专业合作

浙江较早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的试点，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效，也暴露出一些体制、结构上的深层问题。农民专业合作过于弱小、分散，缺乏社区依托和金融支持，难以做大做强。根本原因在于，小农基础上的农民专业合作难以达到规模优势。

中国地少人多的现实条件，决定了农户规模普遍偏小，农民本身的专业化程度就很低，在此基础上，片面强调欧美式的所谓专业合作，是难成气候的。小农经济难以自发产生农民专业合作，更难以有效支撑农民专业合作。从实践来看，能够长期存续的农民专业合作，要么向综合化发展，要么只能是以农业“大户”为主体的。有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典型”，压根就是政府人为扶植的结果，但这种扶植却是以更多小农被疏远为代价的。至于某些部门大力支持的“公司+农 …… 此处隐藏：2641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