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西域_到_东海_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_方法及问题_葛兆光(3)

④9编,第三卷为后来辑在一起的六种专书和论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1999年。257页。③《欧人の支那研究》第六章,即“东印度航路の发现と欧人の东航、宣教师の支那研究と支那学の成立”,第138如卫三畏、CS.Leavenworth在JournaloftheNorthChinaBranchoftheRoyalAsiaticSociety上发表的有关琉球的研究,Maspero、Pelliot、Aurousseau、Gaspardone1920年代在AsiaMajor上所发表的关于安南研究的论文。参看贝德士(MS.Bates)编:《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南京: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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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关注西域的白鸟库吉,同样关注东亚,他不仅撰著有关朝鲜史的论文,而且组织亚细亚学会,与东洋协会调查部合作,推动满铁会社进行满鲜历史地理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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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重心与研究方法:西域研究与东海研究之异同

我们看到,“西域”之学的兴起,曾经给国际学术界带来了思想与学术的若干变化,如果允许笔者简单概括的话,那么这些变化是:第一,它把以王朝疆域为基础的中国史,改变为东洋史或亚洲史,它超越了传统汉族中国范围,拓展了中国研究的文献、语言、历史与文化的空间,并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史之外,重新建立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文明史”框架,使得“疆域”、“王朝”、“政治”不再是叙述历史的绝对指标。第二,在这种研究视野中,宗教、语言、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成为重要的新内容,历史、文献、艺术、语言之学成为重要的新工具,共同问题的形成使它成为具有国际性的新领域。第三,由于这一新学问研究的是一个超越传统中国的新空间,这促使文献资料范围巨大扩张,而这种文献资料的扩张,又使得各种中亚西亚南亚的语言文字之学成为必需的工具,“写本”特质(包括传播途径、书写方法、鉴定技术)成为重要的研究点,同时,民俗调查和遗址考古也成为发现新材料的必然途径。正如1918年,羽田亨所总结的,明治大正间日本东洋学的进步正表现在“不仅在美术史、风俗史、历史地理上的研究数量不少,更由于中亚所发现的史料,使得中国历史事实被阐明得更多……从上述取向可见,如果从事中国史特别是塞外地方的历史研究,晚近学者可以向何方努力,学术的大趋势究竟会走向何方”,其中,他特别提到了“第一武器”即语言知识在新研究中的工具意义①。显然,这些新研究远远超越了传统“中国”的空间、历史、文化、典籍和语言。

正前所述,无论西洋、东洋还是中国,这一新的历史领域与新的研究方法都具有非常复杂的背景、意图和立场。由于淡化甚至超越民族国家的现实边界和政治领土,隐含了欧洲与日本对于重新界定“中国”的疆域,重新书写中国的“历史”的政治意图,尽管古代王朝以及现代中国确实因为天朝大国的自大,遗留了“朝贡体制”或“册封体制”的想象。但是,近代以来帝制中国的落后与崩溃趋势,不仅导致了日本对于满洲与朝鲜、俄人对于蒙古与回疆、英人对于西藏、法人对于安南的领土要求,也特别容易促成对于“中国”的重新界定。但是,如果我们暂且搁置政治的意图与背景,仅仅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角度看,这种超越汉族中国政治、语言、历史和文化边界的西域研究的意义之一,就是傅斯年所说的,它促成了史料的扩充和工具的改进,也就是促进了学术的进步②。

那么,“近世东海”的研究呢?毫无疑问,任何区域研究在方法上都有共通性,无论研究“西域”还是研究“东海”,我们都会发现,一旦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中心区域与传统历史,超越当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和历史论述,很多新资料、新视角、新手段、新问题就会纷纷出现。像研究西域的时候,各种被发掘出来的语言、宗教、历史、艺术资料,不仅在挑战着我们原有的知识、工具与方法,而且在丰富着我们此后的视野、理论和领域,同样,在研究东海的时候,也会出现同样的学术变局,原来似乎很陌生的文献开始被用在解释中,各种历史的新线索开始变化着我们观看历史的焦距。

不过,除了“中古”与“近世”、“写本”与“印本”、“左翼”和“右翼”这些明显差异之外,与“西域”研究相比,在“东海”研究中似乎还有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与多种相异宗教与文化一直互相激荡而趋向融合的“中古西域”不同,“近世东亚”的宗教与文化似乎出现一个相反趋向,不是来自各个区域的宗教和文化在这个空间中逐渐向心融合,而是从原本看似同一的传统与文化中逐渐出现了离心独立。换言之,由于西域研究之重心在中古,而东

羽田亨曾经总结说,这一时期日本东洋学的进步,表现在:(一)东方新的考古资料与诸文献的研究(如阙特勤碑);(二)古代语文的发现(如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三)西域各国的人种的研究;(四)各种非汉族宗教文献的新发现(如摩尼教经典);(五)粟特文化对东方的影响;(六)回鹘文化的东渐。见《輓近における东洋史学の进步》,原载《史林》第三卷第一、二号(1918年),后收入羽田亨:《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京都:同朋社,1975年,第635

653页。

②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中等教育东洋史教科书》之“近世史摘要”中就提到,“欧人势力渐压东方,英人占印度,法人占安南、柬埔寨,俄人占西伯利亚、中亚,亚洲大部已为欧人占领,即今尚存者中国,亦在各国势力竞争圈中”,亚洲真正独立并可以与西洋列强,,。《》,第页。①

海研究之重心应在近世,因此西域研究需要关注“合”,而东海研究则需重视“分”。对于“东海”这一区域来说,更值得关注与研究,也是更加复杂的文化交错,却是在“近世”,也就是在蒙、汉、满交替统治中国的时代中,原来看似有同一性的“东亚”或者“东亚海域”的文化出现了“纠缠而且分离”的现象。

我们应当看到,首先,与“地中海”不同,在“东海”这个同样依赖海路彼此联系的空间里,尽管有着类似佛教和儒家这样共同尊奉的宗教与思想,但是,却始终缺乏一个类似基督教那样,超越国家(王朝)、皇权(君主)之上,作为彼此认同基础和联系纽带的共同宗教,因此,这个区域很难在国家之外,形成超越国家的文化共同体;其次,与“西域”不同,“东海”不是一个各种民族、宗教和语言的边界时常移动,因而成为彼此混融、互相冲突的空间,由于各个民族、宗教和语言大体各守边界,加上它们原本就有一些共享的典籍、文字和宗教,因此,历史学家应当关注的文化变迁,却是这些文化认同基础的崩溃。这倒是西域甚至地中海都没有的历史变化,也正是这一现象的延续,导致了近代东亚各国认同与文化的变迁①。

第二,中古西域虽然有来自南亚、西亚(甚至更西)、北亚和东亚的文化,但是毕竟各种宗教、语言与典籍彼此角逐,即使是最强盛的汉唐中国及儒家学说,在那里也不可能横扫一切,成为垄断和笼罩的文明,这一特殊的文化交涉现象,使得考古发掘、比较语言、历史地理、写本鉴定等等方法越来越重要,而民族、宗教、艺术等也成为最重要的研究领域,正如石田幹之助在回忆羽田亨的时候说到的,由于敦煌、高昌、龟兹、于阗遗址的发现,流沙坠简、敦煌文书的问世,由于废寺石窟塑像壁画的重见天日,如何灵活地运用语言学知识,如何充分使用新的残简佚籍,如何全面地掌握西洋的新材料和新方法,成为陈寅恪所说的学者是否能够“预流”的必要条件②。可是,16、17世纪以前,“中华文化”或者说是“汉字文化”曾经有过笼罩性的影响,而16、17世纪之后,尤其是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大清国、经历了黑船事件的日本国,和经历了江华岛事件的李朝朝鲜,包括同时的越南等等,又都在一个纯粹外来的、更加强大的西方文化,以及无所不在的“现代性”的影响之下,经历了重新“从锁国到开国”的历程。因此,研究近世东亚海域,比起研究“中古西域”来,更复杂和更重要的理论、工具和方法,不 …… 此处隐藏：3086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