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西域_到_东海_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_方法及问题_葛兆光

文　史　哲

2010年第1期(总第316期)JOURNALOF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No.1,2010(SerialNo.316

)

从“西域”到“东海”

———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

葛兆光

摘　要:“西域”作为文化交汇的空间主要是在中古。蒙元之后,“东海”似乎渐渐取代“西域”,成为元

明以后中外更重要的交流空间。“西域”之学的兴起,曾经给国际学界带来了若干变化:它把以王朝疆域为

基础的中国史改变为东洋史或亚洲史;使宗教、语言、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成为重要的研究焦点;文献

资料范围巨大扩张,使语言成为重要的研究工具,民俗调查和遗址考古,也成为发现新材料的必然途径。

和“西域”研究相比,由于曾经共享文化传统,研究重心又在“近世”,所以,在“东海”研究中似乎还有若干值

得注意的问题:西域研究需要关注“合”,而东海研究则需重视“分”,研究者如何超越国家疆域,形成“东海”

这个历史世界,如何面对历史记忆与感情纠葛,以及如何面对现实国家与政治立场的牵制,等等。

关键词:西域;东海;历史研究;历史世界

引言:文明交错的空间———地中海、西域与东海

1949年,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1902

1985)出版了他的名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这部书讨论的是1551年至1589年时期的地中海,这部书成为历史学的名著,非常有影响。布罗代尔为什么要以“地中海”为一个历史空间?人们为什么会关注16世纪的地中海?这是因为地中海是一个种族、宗教、政治异常复杂的地域,埃及人、亚速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的交织,犹太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冲突,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由于海路作为交通渠道,使得环地中海形成了有关联的“历史世界”。在布罗代尔研究的那段时间里,包括土耳其和西班牙两大帝国以及其他一些民族、宗教与文化,就是在这个舞台上互相交流与互相影响的,政治、宗教和文化在这一空间的交错,使它成为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绝好聚焦点。

和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一样,2008年,中国历史学家张广达先生也指出,中古“西域”也就是中亚一带,也是当时世界上各种宗教、信仰、文化的交集处,仅以宗教而言,汉族中国的儒家与道教、南亚印度的佛教、西亚甚至欧洲的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都在这里留下痕迹,因此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另一个“地中海”,尽管它不是经由海上交通,而是经过陆路彼此往来的①。这一说法很有意思,如果站在中国的立场和角度观看“交错的文化史”,“西域”这个区域即蒙元以前中国的左翼,确实是一个宗教、语言、文化交汇的陆上“地中海”,汉族文明在那里与其他各种文明互相激荡,因而使“西域”形成了一个极其错综的“历史世界”。

然而,在蒙元之后来看“交错的文化史”,那么我以为,“东海”即中国的右翼,也许是一个更值得

作者简介: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上海200433)。

＊　本文写作与修改过程中,得到张广达教授、羽田正教授、艾尔曼教授的指教,特此致谢。①　参看张广达:《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卷首《自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关注的“地中海”或者说是一个新的“西域”,在这个历史与文化错综交织的空间中,与本来就存在文化差异,逐渐“由异而同”的地中海和西域不同,朝鲜、日本与中国不仅逐渐“由同而异”,从共享历史传统转向彼此文化分离,而且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又加入了西方世界的因素,使得这个本来就与地中海、西域不同的文化区域,变得更加风云诡谲。或许,对这个文化交错的历史世界的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超越国境形成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而且它进入“近代”之后复杂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或许也可以给全球文明史增添一个新的模型?

一、西域:从近代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的转向到敦煌的大发现

欧洲对于中国的全面研究,或许在“传教士时代”已经开始。不过,大多数经由南海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记录,主要还是以传统汉族中国的历史、宗教和语言为中心,尽管欧洲人对于中亚、南亚和西亚早有相当多的涉猎,但是,最初他们并没有把“西域”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世界来看待①。这种情况的根本改变要到19世纪,随着崛起的欧洲列强对亚洲日益增长的兴趣,也随着欧洲人在西亚、中亚以及远东地区“探险”式的考察热,欧洲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的“周边”,研究的视野陆续拓展至后来所谓的满、蒙、回、藏,对中国的研究资料也开始超越汉文文献,广泛涉猎各种中亚、南亚和西亚的资料②。当时,西洋的一些学者与探险家除了对亚洲腹地的“实地探险”之外,他们也开始了对各种亚洲资料的“文献探险”,随着新文献的大量出现,所谓“东方研究”无论在语言文字、空间范围、历史现象还是关注焦点上,都开始超越了汉族中国,扩展到了“周边”,尤其是,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中,渐渐形成了现在所说的“西域”这个历史世界③。

随着西洋学术与思想进入东洋,这种“超越中国”的中国研究也开始在明治以后的日本兴起。大体上说,1890年代以前,一般日本中等教育领域对于中国史的介绍,是用《十八史略》,而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国历史,则是作为“汉学”的一部分,仍然囿于中国文献范围与传统中国观念之中,不仅资料未能超越汉文文献,空间未能拓展至传统中国之外,立场亦未能超出作为东邻的日本。但是这种情况随着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转型,也在渐渐变化,在这一方面,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四卷五册有指标性意义④,这部“一改中国传来之旧史籍,易之以西洋式的理解天下大势方式”的著作,在最前面概论中国地理、人种、东西交通时,就用了作为最新知识的欧洲文献,而他对于蒙古史的兴趣,也影响了他对

①尽管有刘应(ClaudeVisderou,1656

1737)这样很早就注意研究塞外民族历史和语言,注意到汉文史料中关于匈奴、突厥、

1748)的十二卷《中国通史》基本上是以中国的《通契丹、蒙古的记载的人,但是,大多早期的历史研究仍然“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主要还是借用传统中国文献来描述,例如,冯秉正(JosephAnneMariedeMoyriacdeMovilla,1669

鉴纲目》、《续通鉴纲目》为基础,尽管“此书一出,为不识中文之欧人增添了无数有关中国史的知识,推动欧洲中国学日新月异”,但他的中国史认识仍然是依据了汉族中国的角度和立场来观看的。即使是他们超出汉族中国描述蒙古历史,如宋君荣(AntoineCaubil,1689

②1759)编纂的《蒙古史》,仍然是借用清代邵远平之《元史类编》(即《续宏简录》)。参看石田乾之助《欧人の支那研究》(现代史学大系第八卷),东京:共立社,1932年,第206页。如1826

1828年出版的HeinrichJuliusvonKlaproth(1788

1830)的《亚细亚文学、历史、语言杂稿》中,就有关于《蒙古源流》的研究,有关于满族、台湾、阿富汗等语言的研究,有关于琉球、和阗、日本的研究;1829年巴黎出版的《新亚细亚杂纂》(NouveauxMelangeAsiatiques)中,就出现了对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的研究,出现了根据《文献通考·四裔考》对西藏的研究,出现了对蒙元时代的畏兀人塔塔统阿、蒙古人速不歹的研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还出现了根据伊斯兰文献进行的蒙古史研究等等。参看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七《十九二十世纪》,第93

慕沙(AbelRemusat,1788

110页,北京: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年;上海:上海书店重印本,1989年。此外,人们熟悉的如雷1832),就著有《塞外民族语言考》、《法显传译注》等。参看石田幹之助《欧人の支那研究》、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等论述。

③“西 …… 此处隐藏：3317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