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西域_到_东海_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_方法及问题_葛兆光(2)

01文献的译读 、唐代三夷教即火祆教即波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景教和摩尼教的研究等

①参看《宫崎市定自跋集》,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第32页。又,参看中见立夫《元朝秘史渡来のころ》,载《东アジア文化交

26页。

23页。羽田亨在《白鸟库吉の思出》中也说,涉研究(别册4)》,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据点,2009年3月,第3②[日]吉川幸次郎编:《东洋学の创始者たち》,东京:讲谈社,1976年,第22

“振兴我国之东洋学,使之达到甚至超过世界水准,乃是白鸟库吉博士的心愿”,见《东洋史研究》第七卷第二、三号,京都:京都大学,1942年,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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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江上波夫编:《东洋学の系谱》(一),东京:大修馆书房,1992年,第2930页。1928)就在大正年间(19121925),关注重

1984)1963)、神田喜一郎(1899参见《宫崎市定自跋集》,第24页。这是一个学术大趋势,像藤田丰八(1869心由“南海史”向“西域史”转变,因此,稍后更出现了像石浜纯太郎(1888

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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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1968)、和田清(1890正如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一”所说,“国家极盛于乾隆六十年,版舆生齿倍雍正,四夷宾服逾康熙”。⑥例如康熙年间,图理琛假道俄罗斯出使土扈尔特,撰《异域录》,乾隆年间,七十一赴新疆,撰有《西域闻见录》等等。参看郭丽萍《绝域与绝学》一书的描述,此处用她的书名,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参看杜维运:《屠寄传》,《历史的两个境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第118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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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三大碑即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据说是1890年芬兰人A.Geikel在蒙古鄂尔浑河东岸和硕柴达木(Khoshoo-tsaydam)发现的,另一种说法是1889年俄国学者雅德林采夫(N.Yadrintsev)发现的,由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比较语言学家汤姆森(VilhelmThomsen,18421927)根据A.Geikel的报告在1892年最先解读,并出版了《鄂尔浑碑铭译解》(DecipheredOrkhonInscriptions)。中国学者如沈曾植,虽然不懂突厥文,但根据西洋的释读,加上自己丰富的唐代文献知识,给予历史的解释,也作出了贡献。

、、《》

等国际性的课题中①。就连后来对满蒙回藏研究很深的日本学界,在明治时代起步时,都不得不看中国人如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的著作②。我总觉得,在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中,无论在视野、工具、文献上看,这都是一个巨大变化,王国维所谓“道、咸之学新”的“新”,就是指这个时代学者逐渐进入乾嘉诸老所不曾涉及的新领域,他所说的“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后两条即与“西域”相关③,从此,这个新领域的关注空间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汉族中国”,而更重要的在于所谓的“西域”了。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所谓中国20世纪四大发现之一的敦煌文书的大发现,更大大促进了“西域”研究,这些千余年之前的古文献,不仅吸引了学界的注意力,而且也由于资料多藏在域外、文献涉及语言繁多、宗教来源成分繁杂、历史地域偏向西侧,迫使学界不得不超越乾嘉诸老的治学方法,面向国际学界的挑战,开出一个新天地。所以,当时中国历史学的领袖人物傅斯年和陈寅恪都看到了这个新趋势,傅斯年曾在宣言式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简单明了地呼吁,中国研究要“将来一步一步西去,到中央亚细亚”,而陈寅恪则委婉地表达,“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把研究西域和经营西北彼此钩连,暗示了这一波学术趋势的发展路向④。

二、东海:传统文明在东亚近世的交错与分离

不过,西域作为文化交汇的空间,主要是在中古,蒙元之后,虽然也有陈诚(1365

1457)出使西域,但毕竟时过境迁。不妨举一个例子,17世纪初,葡萄牙人鄂本笃(BonoitdeGoes,1562

1607)曾试图不经由习惯的海路,而从中亚寻找从欧洲探访北京的陆路,尽管他最后到达了中国,但是在他的记录中留下的是“愈前行,危险与疲劳渐增……道路既危险,复有盗贼之虞”,在这一路上,他不仅“始终与盗贼、水灾、山岭、风雪相争斗”,而且缺少水源和食品的戈壁沙漠,也让他吃够了苦头⑤。

道路畅通交流便繁盛,渠道壅塞来往就困难。郑和七下西洋象征着东海海路的逐渐兴盛,而鄂本笃的经历则象征着西部交流的渐渐淡出,因此“西域”作为亚洲历史、文化和宗教交融中心的历史,在蒙元时代以后差不多即告一段落。其实,自从唐宋两代中国西北丝绸之路相继被吐蕃、契丹、西夏、女真、蒙古遮断,而“背海立国”的宋代逐渐把重心移向东南之后,尽管有蒙元时代横跨欧亚,但毋庸置疑的是,或宽阔或狭窄或交错或宁静的“东海”,似乎渐渐取代“西域”,成为元明以后中国更重要的交流空间,同时也因为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种种原因,日本、朝鲜、琉球、越南以及中国等等,在这个空间上演了彼此交错与互相分离的复杂历史,这使得“东海”成为一个相当有意义的历史世界。

对于东亚海域的研究,其实一直就有。随着16、17世纪以后葡萄牙、荷兰等国的东进,以耶稣会士为主的欧洲传教士东来以及稍后列强对于环东海诸区域的渗透和占领,这种研究逐渐展开,而新兴的人类学(或者也可以说是民族志)、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更刺激了这种“异文化研究”的兴

火祆教(Zoroastrianism,即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研究,在中国,最早曾有文廷式《纯常子枝语》中偶有道及,也许是看到外国的研究。摩尼教的研究,最早是蒋斧在1909年发表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参看林悟殊:《摩尼教研究之展望》,《新史学》(台北)第七卷第一期,1996年。

②①如日本最早进行元史研究的那珂通世,就通过奉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命到日本考察学制的陈毅,收集到中国学者所撰的《皇元圣武亲征记校正》、《元朝秘史李注补》等等,见田中正美撰:《那珂通世》,载江上波夫编:《东洋学の系谱》,东京:大修馆,1992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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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二十三,第2628页,《民国丛书》第四编第93种。1306页。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第1304:《》,,,,页。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63页。

盛①。尽管欧洲汉学界影响较大的学问,一直是在“西域南海”,即吐蕃、波斯、爪哇、真腊、安南、蒙古、占城、高昌、印度、吐谷浑、黎轩、罽宾,重点研究的宗教是火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以及后来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最多引证的典籍是《诸蕃志》、《魏略西戎传》、《瀛涯胜览》、《真腊风土记》、《玄奘传》、《元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宋云行纪》、《使印度记》等等②,但是,随着东印度航路发现后欧人东航到达日本、朝鲜、中国大陆和台湾、越南与菲律宾等等地方③,随着研究时段下移至明、清,19世纪中叶以后,“东海”的文化、历史、宗教、地理、习俗,也开始进入欧洲东方学者的中心视野④。

然而,把“东海”作为一个彼此关联的历史世界来研究,在环东海诸国学界的发展状况却不尽相同。也许,中国由于在历史叙述方面自给自足,常常会忽略“周边”,所以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由于日本在本国的文献记录、文化源流、政治交涉、贸易往来各方面的历史叙述中,都不能不涉及中国、朝鲜、琉球,因此,在日本学界,“东亚海域”、“东亚”、“东北亚”等等词语会常常出现。特别是明治以后的日本学界,由于“国权扩张论”的膨胀,一半源于 …… 此处隐藏：3049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