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

20世纪西方文学所创造的惊世骇俗的“写作的奇遇”,很大程度缘于反传统的现代文学思潮的推动。它基本上倾向于表现一种超现实的真实。随着作家的文学观念的变化,现代主义文学在内容、形式和审美功能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有明显的反传统特征。

我看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

20世纪西方文学所创造的惊世骇俗的“写作的奇遇”，很大程度缘于反传统的现代文学思潮的推动。它基本上倾向于表现一种超现实的真实。随着作家的文学观念的变化，现代主义文学在内容、形式和审美功能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有明显的反传统特征。

比之19世纪，在20世纪西方文学发展史上，文学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更替，比之上世纪的种种文学思潮是更为醒目的文化景观。20世纪是西方文学批评空前活跃与繁荣的时代，各种文学批评流派异彩纷呈，争妍斗艳，它们之间的“对话”，令人目不暇接。旧的思想定势可能使我们囿于成见，无所突破;新的眼光和新的视角则可能使我们看到本来客观存在着但过去却被我们忽视的事实，或事实的某些侧面。

在所读书目中，作品很多都笼罩在战火的阴影下。而海明威式的英雄一直深刻得映在我脑海中。书中英雄无一例外都是果断、顽强、临危不惧；海明威式的英雄都是精神打不垮的硬汉子；都是孤独奋战的硬汉子 这正是海明威性格的写照。

海明威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物。确切地说，“迷惘的一代”指的是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批知识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怀着“保卫世界和平和民主”的理想参加了战争，但是战争带给他们的只有残酷的杀戮和死亡。战争摧毁了他们原有的信仰和美好的希望，传统的价值观也随之彻底的破灭。

战争，给整整一代人带来了迷惘，带来了信仰的崩溃。海明威式的迷惘充分地体现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里。但是，海明威是一个不会向命运屈服的斗士，经过痛苦的迷惘之后，他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要做人生的胜利者！海明威走出了迷惘，在他的作品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海明威式的硬汉英雄人物。

走出迷惘的海明威，告别了武器，告别了战争，在厌战英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名的硬汉性格。海明威式的英雄都是在厄运和痛苦面前能保持高尚品格的硬汉子，在《太阳照样升起》中海明威就塑造了这样一个勇敢面对厄运的硬汉子形象。

《太阳照样升起》这部小说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群流落在巴黎的英国和美国的青年的生活。小说的主人公杰克·巴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了重伤，失去了性爱能力。不能够成为所爱女孩的真正恋人。巴恩斯因此而痛苦万分，曾一度对前途感到迷惘和绝望。但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不愿意在寻欢作乐中浪费生命。巴恩斯对待现实的态度体现了海明威的一个生活准则：以坚毅、高傲、勇敢和沉默来面对现实；面对着无可奈何，接受现实；像男子汉一样以死的力量去对抗现实；不要多愁善感，不要为赋予毫无意义的人世以意义而撒谎；要忍耐，在混乱的世界中创造自己的力量和世界。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人的生活就会很好，就会战胜无可奈何。巴恩斯是用自己习惯的语言表达这个原则的，是用他习是用他习惯的打猎、喝酒，感受愉悦，或遭受痛苦的方式表达的。海明威的这种硬汉子都是在遭受着丧失男子汉气概痛苦下能够保持高贵品质的英雄。就像巴恩斯一样，他丧失了性能力，失去作为男人的基本快乐，但是他以自己的坚毅和勇气看到了人的本质力量，领悟了人生的真谛，相信人生中的太阳遇到了种种障碍也照样能够升起。海明威的这种硬汉子人物，并不是一种

20世纪西方文学所创造的惊世骇俗的“写作的奇遇”,很大程度缘于反传统的现代文学思潮的推动。它基本上倾向于表现一种超现实的真实。随着作家的文学观念的变化,现代主义文学在内容、形式和审美功能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有明显的反传统特征。

对生活持有简单的乐观主义的人物;相反的，他们都遭受过极大的挫折，忍受着极端的痛苦，却能够以非凡的勇气和力量积极地面对这些痛苦和挫折，在重压下保持着风度和尊严，这就是海明威独特的硬汉子形象。

同样在战争的背景下，还会让我想起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和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两位作家都没有提出了先进的观点来反对战争，制止战争。他们都想逃避战争，相比之下，雷马克比海明威表现得更消极些。

保罗和他的伙伴对于战争罩在他们头顶上的死亡之神已经渐渐地由恐惧到不在乎，他们知道死亡之神早晚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因而他们就日复一日地挨着，终日里只为如何吃得好些、心情舒畅些而活着。他们想逃避战争但又知道逃不掉，因而就在那里消极等死。

享利则不同。他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军官的腐败，便下决心逃离了战场，过了几个月的美好的幸福的爱情生活。虽然他最终没有逃脱战争的厄运，但他的行为映射出了他的积极进取精神。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雷马克和海明威敢于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揭露资本主义的精神危机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他们笼统地反战，把世界的局部当作全部，把腐败、堕落、荒诞、梦魔式的西方世界视为“世界的末日”，以致陷人极端悲观和虚无的一面。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写《到灯塔去》时，社会也正处于巨大的变革时期，一战的硝烟刚刚平息，经济危机卷土而来，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二次大战已见端倪，巨大的社会变革给人们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人们开始质疑传统的形而上，各种思潮如雨后春笋，泛滥畅行，旧的秩序及价值体系已趋于崩溃，人们开始了精神“荒原”时期。人是什么？人生意义是什么？成为很多作家作品中的主题。《到灯塔去》便是一部探索人生意义的作品，作品中，作者试图帮助我们找到希望的光明，走出精神的“荒原”。

在小说中,作者着意刻画了三个人物,拉姆齐夫人,拉姆齐先生以及莉莉,在这迷茫的世界里,他们各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追求。其实,他们不仅仅是三个具体的个人,更代表了作者理解的三个世界,拉姆齐夫人代表的是一个情感世界,拉姆齐先生代表的是一个理性世界,而莉莉代表的则是一个艺术世界。作者刻意安排这样三个人物,并不是偶然的,这体现了作者面对迷茫世界探索着人生正确的途径。通过对灯塔人物的描写,作者否定了拉姆齐夫人所追求的情感世界,情感不可使人们摆脱困惑,走向光明,惟有诉诸理性和献身艺术,排除重重阻力和精神困扰,人们才能真正摆脱虚无,找到人生的真正归宿,达到光明的境地。

两次世界大战不仅形成了国际政治的新格局,而且改变了各国的文化走向和价值观念。战争进一步动摇了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乐观精神,造就了现代意识结构,孕育了现代主义文化。现代主义文化的中心是对生命价值的深刻探讨。因此,在西方战争题材作品中,我们总是能看到对人的命运、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意识的哲学思考。这样,20世纪西方战争文学便具有了鲜明而强烈的人本意识。它通过作品的叙事形态、叙事模式及作品中的敌我关系清楚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