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怀》读后感10篇(9)

　　不过，最后，我还要下一转语，康有为在推动戊戌变法之外，一方面将西方某些价值传入中国，另一方面又导引出史学研究的怀疑精神，他在思想史上的正面贡献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五

　　问：陈寅恪先生晚年诗云：“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河汾梦亦休”。钱穆先生说：“中国儒学最大精神，正因其在衰乱之世而仍能守先待后，以开创下一时代而显现其大用。此乃中国文化与中国儒学之特殊伟大处，吾人应郑重认取。”续命河汾、守先待后，当下是否还有这种可能？

　　答：我一向认为陈先生是悲观史学家，而钱先生是乐观史学家。陈先生晚年生活在大陆，赶上了“文革”初起，他当然陷入极端悲观的状态，然而他“招魂”“续命”之心，却依然未死。钱先生对中国文化、儒家价值一直抱有坚定的信心，他在1949年移居香港就为了“守先待后”——他当然深知，这是一个最艰苦的任务，因此强调我们首先必须守住以往几千年的文化中心价值，然后才能等待后来有人续起、推陈出新。钱先生认为，“守先待后”是绝对可能的。我同意他的看法。

　　问：可是，如今我们的“先”是不是都丢掉了？

　　答：中国几千年演进而成的人文传统，其中包涵了无数可贵的人文价值。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多且已和现代普世价值合流，但也确有不少的“先”已丢掉了。但精神价值的丢失并不简单，因为失而复得的机会随时会出现。让我举意大利史上“文艺复兴”为例。中古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希腊文学传统已在意大利地区消失无踪，既无人讲授，也无人研究。直到十三四世纪以后，意大利人文学者才逐渐从法国图书馆中发现希腊文稿，包括荷马史诗的原稿之类，终于酿成了“文艺复兴”运动。这是文化价值失而复得的一个最伟大的史证。中国经史子集的典籍俱在，何况，当年在传统精神价值中成长起来的先一辈人，早就在有意无意之间把他们的价值意识传到下一代身上。所以“守先待后”决不是一种幻想。

　　问：您认为，漫长的中国思想传统可以划分出三个主要的突破：最早的突破大约发生在孔子时代，当时各种哲学派别如儒家、墨家和道家开始创造出最基本的文化传统；第二次大的突破发生在魏晋时期，作为第一个长期大一统王朝（汉）的思想模式——儒家——让位于玄学清谈。接着则是玄、佛合流而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传统，一直延续到第二个长期大一统王朝（唐）的晚期。第三次大突破就是宋代新儒学的崛起与发展，但其远源须上溯到慧能（638-713）的新禅宗，因为这一期的精神特色是“入世转向”，即突破佛道的“出世”取向而转向“入世”，最后归宿到新儒学。如今，中国思想有可能实现第四次突破吗？

　　答：第四次突破已经发生了，但中途横生重大的波折，至今仍未有归宿。限于时间，这里只能说几句高度概括性的话，不可能展开论证。首先，“五四”时期所揭出的“民主”和“科学”两目应视为这次突破的归宿。我这样说，好像是说这次突破完全是西方势力入侵造成的，与中国历史的内在发展毫不相干。这是今天多数观察者的共识，但我的看法并非如此。根据我最近二三十年对明清史的综合研究，十五六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关键性变动，合起来看，似为第四次突破提供了背景性的条件。首先是“士”和“商”的互动与合流。至迟在十六世纪初，由于人口激增，而科举名额（贡生、举人、进士）没有相应扩大，许多读书人都没有机会考中，但在同一时期，市场经济非常活跃，经商的人则无往不利。因此当时流行一句名言：“士而成功者十之一，贾而成功者十之九”。从晚明起，一个“弃儒就贾”的长期运动，便这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清代学人也指出，明朝以来“天下之士多出于商”。这是指商人有意培养子弟考科举，于是秦汉以来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发生了变化，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上升到和士人并列的高度，其显著的后果之一是：商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相应提高，并连带着打破了“四民”的上下之分。所以，时人有“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的论断。晚明苏州曾发生过一次商人、工人和市民为了抗税而大罢市的事件，在中国社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表现了他们的巨大的社会势力。更值得重视的是，儒家的社会价值观也因此而获得了一次重大的调整，可以看做是思想史上第四次突破的开端。

　　1525年，王阳明为一位商人写《墓表》，其中说：“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这是非同小可的一句话，承认士、农、工、商都可以见“道”。阳明以儒学大师而肯为一个商人写墓碑，这件事本身在当时便是创举，因为明以前文集中尚未见过。而且这确是阳明新儒学——良知说——的核心观念，并非一般墓碑中的客套话（他说“圣人之学”即是“尽其心”）。他对商人能成圣成贤也言之再三，如“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又说虽“卖柴人”也可以和圣人同样做得“格物”的工夫。所以，良知说最后必然发展到“满街都是圣人”的地步，并在王艮和泰州学派的手上完成它的社会使命。日本已故思想史家岛田虔次断定，泰州学派与商业发达和庶民的兴起密切相关，因而可以视为中国“近代精神”的一种表现。我很同意他的观察。明、清儒家思想显然表现出一种由社会上层向下层移动的倾向，所以泰州学派中人特别歌颂王艮将孔孟之“道”从汉以来经师和文士的手上解放了出来，传给“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他们甚至说“先师（王艮）之功可谓天高地厚”。其实此功先归之阳明。甚至在政治上，阳明也放弃了以前“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一变而改走“觉民行道”的下层路线。明末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对君权提出种种限制，也是这一思潮的一种突破。这当然不可误认作“民主”意识的萌芽，但是我相信这一新思路对于晚清儒家接受“民主”观念是发生过暗示作用的。

　　对于第四次突破，这里只能点到为止。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参看我的《现代儒学论》。

　　六

　　问：钱穆先生最后遗稿《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提到：“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您如何看钱穆先生这段话？这是不是您写最新一本著作《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的一个原因？您认为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是什么？ …… 此处隐藏：986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