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怀》读后感10篇(6)

　　在《余英时作品系列总序》中，余英时先生自陈：“我的专业是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就已发表的专题论述而言，大致上起春秋、战国，下迄清代中期，所涉及的方面也很宽广：包括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中外关系史等。”但诚如其所言，他涉猎广泛的研究也不是无的放矢，“我自早年进入史学领域之后，便有一个构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欧）文化系统对照之下，怎样去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

　　也正是从这个构想出发，余英时先生展开了他一生的历史研究。不过，若是要对其学术有一个初步了解，最简捷的方法莫过于从他的学术历程和脉络入手。

　　余英时，祖籍安徽潜山县官庄乡，1930年出生于天津。其父余协中，191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之后赴美入卡拉格大学（Colgate　University）、哈佛大学，先后任教于国立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安徽大学等。之后，余协中参加抗日外交工作，曾随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任外交联络员。

　　抗战爆发后，1937至1946年，余英时被送回老家安徽潜山、桐城等地读书。与他同时代的学者如许倬云相比，此时居住在乡间的余英时的生活相对更为安稳，没有四处逃避战难的经历。同时，这段乡居生活，也让余英时对中国传统农村和文化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余英时一直对此感到幸运和感激，他认为这段乡村经历，让他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感性认识，而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只是一个观念。

　　1949年，余英时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同年离京去了香港，经钱穆亲自题试后，入读新亚书院。1955年，余英时赴哈佛大学攻读历史系博士，师从陈寅恪先生弟子杨联陞教授。

　　余英时在《我所承受的“五四”遗产》中回忆道：“（进入新亚书院以前）大概梁启超给我的影响最深，胡适次之……我因此了解到：如果我真正要理解中国的传统，我必须同时要对西方传统和现代世界有深入的体会。这便把我推向另一个知识的领域。”

　　与他的前辈不同的是，余英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西方学术。1962年，哈佛博士毕业后，余英时先后历任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直至退休。

　　也正是如此自如地出入古今中西之间，余英时先生得以尝试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学术进行沟通对话，并由此建立起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典范”：既为中国传统现代化开新路，也留下了无数的工作让后人继续：中国思想史的“内在理路”、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现代儒学的发展等等。

　　2018年4月底，幸得余英时先生允准，本报特约记者得以到普林斯顿专访余先生近三个小时。

　　访谈

　　一

　　问：钱穆先生晚年《师友杂忆》一开始有言:“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余先生怎么看钱穆先生困扰一生的问题？您学术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什么？

　　余英时：东西文化问题也同样困扰着我的学术生命。但我比钱先生迟生三十多年，具体关注的问题当然同中有异。钱先生特重“东西文化”的“得失”和“优劣”，是因为他的老师（伯圭）告诉他：“中国史走错了路，以后应学欧洲英法德等国”。在我上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得失”、“优劣”之类的问题已讨论得太多，而且得不到确切的结论，所以我关注的是文化异同的问题。与文化异同密切相关的则是历史变化的问题。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到清代，两千年间中国史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动，例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将秦汉至清末的思想命名为“经学时代”。又如在马克思主义派的中国历史分期中，这两千年则是“封建”社会。这一说法对于早年的我，尤其困扰之至，因为我最早接受的观念说：秦汉统一是中国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发展。总而言之，二千年不变的历史论断对我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因此寻求这两千年间的历史变动，终于成为我早年治史的重点所在。既然以变动为出发点，在某些问题上，我也不得不上溯至古代或下及于现代，以“通古今之变”。陈寅恪先生曾自道“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我的工作也许可以算是“亦古亦今”。但这只是一个纯客观的描述语，仅仅表达我的研究论题不限于某一时代而已。

　　问：陈寅恪先生说：“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也还曾有过“守伧僧之旧义”和“幸俱未树新义”的言论。如何理解陈寅恪先生的“不古不今之学”？

　　答：专从“不古不今之学”这个名词说，我一向以为是指他研究的范围而言，大致限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即所谓的“中古史”。因为他这话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说的，他那时已决定集中精力于此。他在同一时期特别声明自己“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可为佐证。

　　问：复旦大学葛兆光老师有文章《“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读<陈寅恪集书信集>的随感》，将“不古不今”理解为学术立场上的“不中不西”，在“论治”方面“迥异时流”；文化之时流主要指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和胡适之等的全盘西化说——两者皆走极端，陈寅恪先生所主与康之“古”、胡之“今”迥异，故而自称“不古不今”。您如何看待葛兆光先生的这个观点？

　　答：照你所说，葛先生显然讲的是上引陈先生的全句，不止是“不古不今”个字。就全句说，他的解释是符合陈先生的整体思想的。他说陈先生在思想上“囿于咸丰、同治之世”，那就是表示不赞同光绪以下的思想，康有为恰恰是光绪时代；他提到“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那是指曾国藩和张之洞。张尤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著名于世。陈先生显然愿意接受“中体西用”的立场。1961年，吴宓和陈先生长谈之后，在《日记》中说：“寅恪兄之思想与主张，毫未改变，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本位论）”。他反对“全盘西化”，也是不容怀疑的。可见，葛先生之说有坚强的根据。他对陈寅恪“不古不今”那句话的推论，是值得重视的。

　　国内史学家中，我最佩者之一即是他。葛先生有大的眼光。他的许多研究都引起了西方和日本汉学界的重视，他的专著译成日文和英文的不下五六册之多，最新的一册刚刚由哈佛大学出版。他不但“博古”，而且也“通今”。我最近读到他的一篇评价大陆各式各样“儒家”的长文，使我对大陆今天文化的动向有了较深切的认识。 …… 此处隐藏：906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