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怀》读后感10篇(4)

　　在余先生的文字中，“中国情怀”一词最为人熟知的，大概出自他1985年发表于《联合报》和《明报月刊》的那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谈我的中国情怀”一文。1988年台湾允晨出版社出版了余先生一本文集《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余先生的“中国情怀”更是由此广为人知。不过，如果说余先生每次抒发自己的“中国情怀”，几乎都会引用明末清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二中“鹦鹉救火”的佛教故事，那么，至少在1981年，余先生为其1954年香港版的《到思维之路》一书撰写的“再版自序”中，已经引用这个故事了。而在那篇自序中，余先生特意提到，在他1950-1955年就读香港新亚书院钱穆先生门下期间，这个故事是最让他感动的。在此，我想再次将这个故事记录如下：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国翔按：“常侨居是山”句《太平广记》、《佩文韵府》等古籍皆作“尝”，惟周亮工文中作“常”。）

　　“中国情怀”中的“情怀”自然是名词，表示一种情感的怀抱与眷注所在。2010年，香港天地公司出版了一本题为《情怀中国》的书，也是余先生的一个散文集，当然，其篇幅远不如这本《中国情怀》为多。“情怀中国”中的“怀字”，是作动词用，即将“中国深怀于自己的情感”之意。当然，无论是“情怀中国”还是“中国情怀”，意思是同样的，表达的是对“中国”的一种深厚的情感。这种深厚情感的表达，正是余先生一再引用的“鹦鹉救火”故事中“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这句话。

　　不过，这里的“中国”对余先生来说，正如中国历史上“中国”一词本身主要的涵义一样，是一个超越了地域和政治的文化概念。如果我的理解不差，在余先生的心目中，“中国”代表的是一种承载了价值与文明的文化连续体。余先生之所以有这样一种“情怀”，之所以情系于此，正反映了他在情感上对于“中国”的眷恋。这种情感之所以在余先生那里格外沉重，原因不在别的，正在于他亲历了这个悠久的文化连续体被内忧外患特别是中国人自己凌迟的过程，在于他亲眼目睹了这一文化连续体几乎“随风而逝”的命运。余先生的“中国情怀”和“情怀中国”，都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由内心所发。这样一种对“中国”的热爱，自然不是一般狭隘与肤浅的民族主义者所能理解的。

　　1985年4月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了刘绍铭先生一篇关于大陆“游学生”文学的文章，其中引了当时国内一位文化官员“义正词严”的“爱国主义”质问，所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你芝加哥的和纽约的、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美籍华人都加在一起，能懂得这两句诗的含义吗？”对此，余先生首先指出：“‘美籍华人’显然都是1949年以后出现的。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1927年国民革命之后，甚至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都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所谓‘美籍华人’这种奇怪的动物。”继而，余先生引了陈垣（1880-1971）《通鉴胡注表微》“民心篇”第十七中如下的一段话，作为“不是答案的答案”：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去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能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取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硕鼠》之诗人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何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长思也。

　　陈垣先生历来被认为是一位最富爱国情操的史学大师。他撰写《通鉴胡注表微》之日，正是在爱国情绪昂扬的抗战时期。他能写下以上这段话，并指出“其故可深长思也”，绝非偶然。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实在是值得深思的。罗素的名言“爱国就是为一些很无聊的理由去杀人或被杀”固然未免偏激，但对于爱国主义这一冠冕旗帜之下悖逆人文和理性的观念和行为，倒也未尝不是一副清醒剂。

　　余先生一直关注国内的各种动态，近年来对于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更是关怀备至，为建设一个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不懈陈词、倾注心力。这一点，在我看来，正是出于他不愿中国老百姓承受各种苦难的“不忍之心”。余先生的这一“不忍之心”，自然与孟子、陆象山和王阳明的“恻隐之心”、“本心”和“良知”同样千古不磨，而落实在具体的时空之中，即直接表现为其“溥博渊泉”而跃动不已的“中国情怀”。陶渊明的诗中篇篇有酒，余先生的文字中则篇篇都饱含“中国情怀”。余先生对于中国历史上以及当今各种问题的关注，只有在这一“中国情怀”之下，才能获得相应与深切的理解。当然，我相信，余先生之所以屡屡引用“鹦鹉灭火”的故事，一方面是其“不忍见耳”之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故事里天神助鹦鹉灭火之喻，也反映了他对于未来的某种坚定不移的信念。

　　彭国翔

　　2011年12月28日于燕园未名湖畔

　　《中国情怀》读后感(八)：再造中国“知识人”

　　近年来，坊间出版了不少余英时先生的著作，且不说几年前三联书店出版的“余英时作品系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余英时文集”，即以这两年而言，就有中信出版社的《中国文化的重建》、海豚出版社的《人文?民主?思想》、中华书局的《余英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近期推出的《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也是其中的一种。在诸多著作、选本中，《中国情怀》的特色，用作者在《自序》中的话来说，“其中所收都是我个人所感所思之作，与我在一般史学论著中尽量将自己放逐在外的风格，适成鲜明的对照”，书中所收文章少了几分正襟危坐的意味，而有作者的个性在其中。正如陈平原在《读书的“风景”》一书所说的“学问中有‘人’——喜怒哀乐，感慨情怀，以及特定时刻的个人心境”。《中国情怀》所收文章时间跨度很大，最早的写于1958年，最晚的写于2009年；话题也很广，文化、历史、儒学、读书、母校、人格、境界，等等，无所不谈，文中观点或有变化，情怀始终不变，无不贯穿着一位知识人的“中国情怀”，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识见与忧患意识。事实上，在诸多话题背后，都隐含着一个最深的关切，那就是作者对“知识人”的关注。因为，文化也好，境界也罢，都离不开知识人。

　　“知识人”（intellectual），现在一般称作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就是“士”。“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他们一方面是文化的传承者，另一方面又是“道”的守护者。在“礼坏乐崩”的时代，统治者需要“士”为混乱的精神世界重建秩序，而“士”也通过于统治者的合作而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孔子说“士志于道”（《论语?里仁》），为“士”的社会功能做了最基本的规定：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恢复礼乐。所谓“经世”，就是要恢复合理的社会秩序。“五四”之后，“学而优则仕”大抵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但在当时则显然是在发挥孔子‘士志于道’的含义，与曾参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精神上是互相补充的”（131页）。由于“士”受过专业的经典教育和训练，他们在政府中担任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也就顺理成章了，“不仕无义”（《论语?微子》）、“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孟子?滕文公下》），可见，“仕”是“士”的基本职责。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士”容易成为王权政治的附庸。生死升降大权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焚书坑儒”这样沉痛的事情才会出现。“士”虽然作为“道”的守护者，但是这主要是靠“士”自爱、自重来维护，不 …… 此处隐藏：1422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