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怀》读后感10篇(5)

　　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说法，1905年可谓“士”与“知识分子”的分界点。科举制度的废除，“士”没有了通向权力中心的途径，新的“知识分子”通过新式学校，接受新的知识。与此同时，从“士”到“知识分子”意味着“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虽然在“五四”之后的一二十年里，看起来“知识分子”还处在中心，但不过是落日余晖。“刚刚从士大夫文化中转过身来的知识分子也往往脱不掉‘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梁漱溟先生在1918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是典型的士大夫心态”（198页），这有点悲壮的意味，但是不少知识分子已经改变了这种想法。精神的独立与思想的自由成为新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怎样评价五四运动都不过分。胡适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三论问题与主义》）不依附于任何组织，不听命于任何个人，拒绝盲目，要睁开了眼自己看。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独立，超出了统治者的掌握，矛盾随之而生。典型的莫过于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天下是老子打来，谁叫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江山由本党坐定，且看我一枪杀人，两枪杀人。”这幅讽刺性对联揭露了统治者的嘴脸，但是知识分子并没有被吓倒。可叹的是，1949年后，知识分子“闭口休谈作哑羊”（陈寅恪诗），而在市场经济时代，不少人成了为既得利益集团辩护的工具。“外面最有机会听到的则是‘粉饰’太平、歌颂‘盛世’的大言壮语，寄托于‘三代工程’者有之，依附于‘三后论说’者也有之”（26页）。作者的忧虑充盈在字里行间。“五四”时期“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理想播下了种子，却没有收获成熟的果实。“我们要求超越五四的同时，我们还得补上五四时代未能完成的思想启蒙的一课。”（41页）

　　值得注意的是，余英时先生对“intellectual”一词的译法。“知识分子”与“知识人”两种译法在书中都有出现，无疑，作者最早采用的是“知识分子”这一通行译法。我不知道作者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知识人”这一译法的，但从《中国情怀》一书来看，在1996年为刘再复《西寻故乡》作序时已经开始使用，从标题“漂流：古今中外知识人的命运”即可看出。然而，在撰写于1999年的《商业社会中士人精神的再造》一文中又回到了“知识分子”的说法，“讲题中的‘士人精神’，其实应该就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感于公民意识”（211页）。在同样创作于1999年的《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中，作者又采用了“知识人”的讲法，在讲述了俄国在极权时代的文学反抗传统后，作者说“这和中国大陆从1949年起知识人全部‘闭口休谈作哑羊’或‘文章唯是颂陶唐’（陈寅恪1953年诗句）相去何止万里”（18页）。写于2000年的《重振独立自主的人格》开篇第一句即是：“在这篇短文中，我只能集中地谈谈中国知识人（注意：不是‘分子’）的问题。”（24页）有意思的是作者着重指出“注意：不是‘分子’”，语气坚定，也意味着作者思考的成熟。如果说从“士”到“知识分子”意味着从中心到边缘，那么从“知识分子”到“知识人”意味着什么呢？

　　现代“知识人”不属于任何阶层，不再认为自己是“帝王师”，不再认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知识人”只是千万行业中的一种“决无特权可言，也不应该有任何特权”（26页）。不会因为失去“中心”地位而失落抱怨，而是确认自己的边缘地位，站在边缘观察、批判中心。现代“知识人”不认为自己是大机器上的“螺丝钉”，不认为自己是“分子”，自有自己的尊严，是作为独立的个人而存在的，“他们似乎仍有责任重振五四以来久已消沉的‘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在知识和价值两大领域中不断作开拓和耕耘的努力”（26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知识分子”到“知识人”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而且有实质性的变化，严复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此吧。

　　名称的变化也蕴涵着一种期许，“知识人”这个名称里包含着自尊、自爱与自信。“知识人”要有陈独秀所说的“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敢于为求真实、说真话而不计一切后果”（20页），“忠诚于他所研究的对象，忠诚于他的结论，不要为现实、为个人的私念而改变他研究历史所得到的结论”（121页），也不能为了自己所需要的结论而断章取义。这可以说是“知识人”的底线，但看到现实中的种种，就会明白坚守这一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与人的观念、利益千差万别，不能为特定的目的让思想定于一尊，这是极权社会才有的事。“不同领域、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各就专业知识和公共关怀，提出不同意见，维护不同甚至彼此冲突的价值。在不断的争辩中，逐渐取得价值的动态平衡”（210页），这是胡适之先生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缘由，也是余英时先生对中国“知识人”的期许。

　　（写于2012年，发表于《中国改革》杂志，写得不好，一直不好意思发出来，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贴出来做个纪念。）

　　《中国情怀》读后感(九)：余英时：中国现代学术“典范”的建立

　　罗小虎/文

　　“从思想史的观点看，胡适的贡献在于建立了库恩所说的新‘典范’。而且这个‘典范’约略具有库恩所说的广狭两义：广义地说，它涉及了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狭义方面，他的具体研究成果（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则起了‘示范’作用，即一方面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新问题。”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中，余英时先生如此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若是以此标准来评价余英时先生的著述，几乎可以说，余英时先生也建立了一个中国现代学术的“典范”。

　　自1950年代出版著作始，余英时先后著有中英文学术著作数十本，在中国大陆大多有出版。其中，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有：《汉代贸易与扩张》、《方以智晚节考》、《历史与思想》、《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史学与传统》、《陈寅格晚年诗文释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钱穆与中国文化》、《现代儒学论》、《朱熹的历史世界》、《重寻胡适历程》、《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等。 …… 此处隐藏：852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