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怀》读后感10篇(2)

　　余英时这个名字，在大陆当代读书人心目中早已矗立为一个令人“高山仰止”的符号。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钱锺书先生就许之为“海外独步”。2006年，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终身成就奖”颁发给余英时，可说是整个中国知识界的一大盛事。有评论者认为，余英时在西方学界已成为继胡适之后不作第二人想的中国思想家。克鲁格奖评委曾写下了这样的赞美之辞：“余英时的学术博大精深。他在研究中国史学、思想与文化的影响力跨越了许多专业、时空和议题，已深深触及重大问题，和人性的真谛。”

　　进入21世纪以来，步入不逾矩之年的余英时仍然凌云健笔，胜义纷呈，着述不辍。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的“余英时作品系列”，既是对余先生思想生涯的一次回顾，也是其新撰的重量级篇什的结集。这一系列包括一部散文集、一部自序集、一部怀旧集，并加上一部访谈录，共四种。串起整个系列的主线，用余先生在“自序”中的话来说，“其中所收都是我个人所感所思之作，与我在一般史学论着中尽量将自己放逐在外的风格，适成鲜明的对照。如果借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概念，前者属于‘有我之境’，后者属于‘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便是本系列的别出心裁之所在”。本次问世的两种为《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和《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下半年则陆续会推出《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以及《学思问答--余英时访谈录》。

　　如果说陶渊明的诗中篇篇有酒，那么余先生的文字中则可谓篇篇都饱含“中国情怀”。余英时曾借用庄子“偃鼠饮河，不过满腹”一语，将中国文化比作大河，视自己为所饮者止于满腹的偃鼠，“水既已入我腹中，我之所在亦即此情怀之所在”，并为此曾专门写过《我的中国情怀》一文以表心迹。这便是《中国情怀》书名的由来，而本册所选文章中，作者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眷眷情怀俯仰皆是。由于深厚的国学修养尤其是古诗词修养深厚，余先生的文字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原汁原味的中国式古雅，带领着我们返回中国文化那天光云影、莺飞草长的家园。余先生还酷爱弈棋，和吴清源等围棋大师交情不浅，《中国情怀》一书中专辟“坐隐篇”，收入余英时论围棋之道的数篇文章。这几篇文字，大陆读者素来无缘一睹，也从另一侧面体现出余先生的中国情怀。

　　至于《卮言自纪》书名中的“卮言”，语出《庄子·寓言》：“巵言日出，和以天倪”，意为自然随意之言，或支离破碎之言。本书收录的是余英时历年着作中最有代表性的自序，以“卮言”为名，当然是余先生的自谦。着作等身的余英时先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对于自己的着作都花非常大的心力去撰写自序，因此其自序往往是全书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其中，最着名的例子当然是《朱熹的历史世界》成书的传奇故事：本来余先生只是要为新点校的《朱子文集》作一序言，不想因史料、文献的阅读触发了问题意识，最后竟从一篇序言发展成为一部五十多万字的巨着。因此可以说，薄薄一册《卮言自纪》，恰恰总括了余先生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书中还收录余先生在大陆尚未出版或尚在酝酿中的新作的自序，以飨读者先睹之快，如2008年明报出版社的《会友集》自序，以及即将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最新着作《论天人之际》的自序等。这些都是对余英时作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略加留意之处。

　　《中国情怀》读后感(五)：閒來翻書：余英時《中國情懷——余英時散文集》

　　又一本余先生的文選，其中大概一半是以前各種選集裏面收過的。

　　其實，我下決心買這本，主要是爲了《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一文。可惜的是，又是閹割版，第二部份“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少了一大半，知識份子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命運，仍然屬於禁忌的話題。。。

　　在幾篇文章中，余先生都指出近代以來中國知識人的“政治中心主義”，即將一切問題都最終歸結爲政治問題，以為政治問題解決了其它問題也便可以迎刃而解。近一百多年來，現實逼迫著讀書人獻身於政治，或關注於政治問題的解決。李澤厚當年說“救亡壓倒啓蒙”，這實在是不得不然的一種選擇。在今天，雖然沒有了“救亡”的壓力，但社會各個層面仍籠罩在威權政治之下，仍沒有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而不遭受壓迫的自由。尤為關鍵的是，在許多人的眼中，中國的未來是不清晰的，在不長不短的時期之內是可能發生政治變革的，這直接關係到全體人民的生存境遇與生活選擇問題，於是，政治自然被多數知識份子視作頭等大事。余先生長期生活於另一個世界，雖然也關心於中國的現實與未來，也對中國近數十年的苦難與問題有深刻的認識，但畢竟與那些生於斯長於斯還將要終於斯的人在具體的生命感受上有著顯著的差異。余先生可以以比較長遠的眼光來探索未來的中國向何處去，但身處中國的知識份子卻無法不為自身在當下及明天的處境而憂心，而苦苦思索。這也是現實環境“切膚之痛”逼出來的無奈。記得有一次與鄧師和朴明進兄聊天就觸及過類似的問題，而這是朴兄作為一個外國人很難體會的。

　　當然，余先生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在一個社會之中，政治並不是最根本之處，並不是第一義的。事實上，如果不能在學術、文化上奠定堅實的基礎，一時的政治變革即使成功也是很難真正“立”得起來的。今天學人關注現實的同時，同樣需要在文化重建上用力。政治是一時的，是短時段的，而文化則可以永恆，是長時段的。這並非意味著文化是不變的，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形勢之下，文化自然要不斷調整、以不同的方式展現。但在我看來，文化的根源或者說一個文化的核心價值是不變的。比如說，孔子以來的文化傳統，仁自然是第一核心要義，但自漢至清，“仁”卻有不同的闡釋——有些未必合理，但也是時代的產物——如何在“仁”的基本原則下形成適應現代生活的表現方式，是今天學人更為重要的任務。

　　關於吳清源、林海峰等圍棋大師那幾篇也頗引起我的興趣。記得九十年代中後期，在報上常見到中日韓三國圍棋大賽的消息，大概還延續著八十年代聶衛平十一連勝的餘波。我注意圍棋的時候，聶已現老態，最如日中天的是馬曉春，常昊、古力都還很年輕。但那時最強的無疑是李昌鎬，無論中日，都沒有人能與他抗衡。余先生在此則提出下棋的“境界”問題。在傳統藝術之中，琴棋書畫都是以境界論的，是超越於“藝”的層面而進乎“道”。如果只是強調技法，則只是在較低的層次上用“智”，不過是“匠”而已，是不如大雅之堂的。余先生指出在競技的層面不利於日本圍棋手的發揮，而中國也只是把圍棋當作一項運動，只是在制度上模擬日本，卻並沒有領悟圍棋的真諦。吳清源、林海峰雖是華人，但在日本的圍棋環境中成長，受日本文化的薰陶，也才能達到與圍棋為一——天人合一的境界，這是日本傳統文化傳承至今的結果。日本其實提供了一個西方文化與自身傳統文化並存不悖的例子，這是今天的中國值得深思和學習的。 …… 此处隐藏：1281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