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怀》读后感10篇(10)

　　答：钱先生这一段“晚年定论”确是他一生的真信仰，毫无可疑。我记得这篇短文在1991年传入大陆后，曾引起热烈的讨论，正面和反面的都有，而且延续了三四年之久。可见，“天人合一”的观念，今天仍然在中国思想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不敢对先师的信仰有任何评论，我只想说一句话，即钱说不仅是他个人的信仰，也代表了绝大多数尊重中国传统的学人的共同认识。

　　至于我的《论天人之际》，主旨是要通过“轴心突破”论题来澄清中国思想的起源，并不是因为受到钱先生最后一篇文章的刺激。我最早接触“轴心突破”的问题，是在1977年，后来也时时有所讨论，不过直到近年才有机会作系统性的全盘考察罢了。

　　关于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有没有贡献的问题，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我只能反思过去，不敢妄测未来。

　　问：《论天人之际》似乎有意对西方进步史观进行挑战，余先生如何得到一些新的观点帮助我们纠正启蒙思想史的弊病？

　　答：我写《论天人之际》并不假定历史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也就是你所说的“西方进步史观”。但我却未曾“有意对西方进步史观进行挑战”。让我在这里做一点观念澄清的尝试。

　　西方进入文艺复兴之后，史学家即用过“古代”“中古”和“近代”的分期，梁启超在清末已介绍过。稍后冯友兰更用此分期写《中国哲学史》，宣称中国只有“古代”和“中古”，尚未进入“近代”；张荫麟评论冯书，还特别对这一点加以称赞。“五四”以后，社会进化论（西方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大为流行，有不少大同小异的版本。1949年以后，斯大林的历史五阶段论（原始共产、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被奉之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历史规律”，研究中国史必须依之而行。所谓“西方进步史观”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大致如此。但这里必须作三点澄清：第一，进步史观和启蒙运动没有特别的关系，似乎不宜把它看作是“启蒙思想史的弊病”。我注意到，近来有不少人因反对现实政治而迁怒到启蒙思想的全部，包括“五四”在内，这是很成问题的。“五四”是思想开放的时代，西方许多不同的学说和价值都传进来了，有的生了根，有的一晃而过，这是正常现象。而且多元思维在中国互相争议是好事，不是坏事。即以上述两种“进步史观”而言，各作“一家之言”来看待，我们绝对没有禁止其存在的理由。第二，我们不能有一种错觉，以为“进步史观”是西方近代史学思想的主流，西方的思想界是开放的，种种不同的史观都出现过，其中还有反“进步”的史观大行其道的，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第三，最近十年左右，历史“进化”或“进步”等观念受到严格的检讨。今天很少人还相信有什么普遍规律为各民族或文化所共有；更不相信西方是先走上“现代”阶段，其他各民族落后了一步，但最后也会赶上来。换句话说，现在不存在什么“进步史观”足以构成“挑战”的对象了。

　　从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提倡新史学以取代以前的王朝史，中国史学已踏上了现代化的台阶。再经过“五四”新思潮激荡，特别是其中“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长期进展，中国史学面貌为之一新。钱穆先生回忆他在三十年代北平和当时学人如陈垣、萧公权、杨树达、向达、贺昌群、张荫麟等交往的情形说：“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

　　这一段话，字字都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状态。我现在抄录它，也不胜感慨。而且即在抗战期间，第一流的史学著作仍源源而来。举其最著名的例子，便有陈垣有关佛道两家宗教史的研究，陈寅恪对隋唐制度和政治的专论，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辩证》，董作宾的《殷历谱》，钱穆和张荫麟的两部史纲等。

　　写史必须用“直笔”，不能隐藏或歪曲事实，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所以，董狐“书法不隐”，孔子特别称赞他是“古之良史”。后世朝廷史官在《起居注》中记载皇帝的言行，无论是善是恶，也都援事直书。唐太宗想看他的《起居注》，便为史官所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