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怀》读后感10篇(7)

　　二

　　问：梁启超先生著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清代儒学是对宋明理学的一个“反动”，胡适也大致同意这个观点。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主张清学为宋明理学的一个发展，冯友兰也与钱说大致相近。但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的《<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他又说，“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己”。为此，钱穆先生和陈寅恪先生都反对当时流行的今文《公羊》学，而致力于建立“新宋学”。这对于当下读者来说，比较难理解。当时今文《公羊》学和钱穆、陈寅恪两先生推举的“宋学”，有何不同？

　　答：你的问题很复杂，不容易回答，而且所用的概念也需进一步澄清。

　　钱先生强调宋明理学的重要性，主要是针对清代的考证学而言。因此他所用的“宋学”一词是和“汉学”相对照的。清人一般的考证起于汉代的“名物训诂”，故称考证学为“汉学”。他们同时认为，宋明理学以讨论“心”、“性”、“理”、“气”等抽象观念为重点所在，是所谓“义理”之学，“义理”开始在宋代，因此当时又以“宋学”称之。清代中叶（十八世纪），“考证”发展到顶峰，很多考证学家都不免对宋学抱一种轻视的偏见，一直要到十九世纪中叶前才有人为宋学抱不平。钱先生治史一向是“义理”和“考证”并重，而且在考证方面有特出的贡献，但他不满“五四”以后有些人对宋明理学的贬斥，因此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特别强调“宋学”在清代的历史地位。他与陈寅恪先生的“新宋学”并不相同。

　　问：那什么是“新宋学”？

　　答：陈先生的话没有上下文，他也未对“新宋学”内容作清楚的解释，我们只能从他其他的论述中加以推测——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报告》中有几句话值得重视。他说：“窃疑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问，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所以，我认为陈先生的“新宋学”不是专指宋代的理学（或道学），而是指一种学风而言，即接受了“北美”（指杜威的实验主义）或“东欧”（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后，加以融合贯通，以建立一种合于中国民族精神的新学术和新思想，正如宋代消化了佛教之后的创新一样。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钱陈二公同样重视宋代学术，而取舍之间仍有出入。他们这样做，确是对当时流行思想的反感，但所反对的具体对象还是不同。钱先生不满意“五四”以来“整理国故”的运动不但太偏向考证，而且还继续轻视宋明理学；陈先生则反对把外来学说看作是中国必须无条件接受的绝对真理。他坚持中国学人必须为中国的文化前途深思熟虑，开创新的局面。你说他们同在反对当时流行的思潮是不错的，然而其中并不包括“今文公羊学。”

　　钱陈二先生也确有不少相同的地方，这里我只选出一点来谈，即两人同以研究历史必须微观与宏观交互为用。微观相当于考证，即对于具体历史事实做最彻底的考察和阐释，但这样的工作往往只见个树木而不见森林。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宏观绝不可少。宏观相当于孟子所谓“观其大”，其涵义比宋学所谓“义理”要丰富得多，这是“见森林”的必经之路。但“见森林”又不能不看清楚林中一颗颗的树，否则便不免如傅斯年的名言所说，可能将天际浮云当作森林了。在这个意义上说，钱陈二先生的治史特色是微观与宏观交互为用，绝没有一点夸张。钱先生的考证，规模浩大，如《诸子系年》是为了呈现整个战国时代的大形势。他的《国史大纲》是“见森林”的名著，但其中取证和论断则都是从对于相关“树木”的细察而来。陈先生也大致如此：他的个别考证论文往往从小见大，因此有“咫尺千里”的美誉。他中年名作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短短篇幅通观有唐一代的政治大势。但稍一翻阅，即可见他的每一论题都建立在精密考证之上。晚年的《柳如是别传》，把明清兴亡史全部复活了，许多遗民的思想和情感都通过考证而无所遁形。其中所透露的高远想象力真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境界。

　　许多人都会说微观与宏观应交互为用，但真正能做到的，实在太少。我受钱、陈二先生的影响主要在此。

　　三

　　问：从学术脉络上看，您继承了钱穆先生、陈寅恪先生对宋学的关注，从1970年代开始，在《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史研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等论著中，就已经涉及了宋学问题。近年问世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更是“焦距集中在以宋代新儒学为中心的文化发展和以改革为基本取向的政治动态”。您是否有志在建立陈寅恪先生说的“新宋学”？

　　答：我在思想史研究中，非常重视宋明理学的发展，当然是受到钱先生的影响。但我并没提倡理学与汉学考证相对抗的意向。上面已说过，我对于陈先生的“新宋学”概念只能作一点推测，不敢确定它的涵义是什么，我怎么可能“建立新宋学”呢？我记得大陆出版过一本书叫做《新宋学之建构：从陈寅恪、钱穆到余英时》，专讲钱、陈二先生怎样开创了“新宋学”，并分析我如何继他们之后发展“新宋学”。不知你是否受了此书的影响，或不谋而合而同发此问？总之，我要负责地告诉你，这完全是一个误会。我的时代后于钱、陈二先生，面对或关虑的中国史问题，不可能与他们两人相同。

　　有关我研究中国史的构想所在，简略概括：在西方现代文化及其发展出来的普世价值挑战之下，我们怎样才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我认为只有抓住了它的特色，我们才能够认识中、西文化的异同，并进一步追问，中国文化中有哪些成分和现代普世价值是互相冲突的？哪些是可以互相呼应的？前者我们可以抛弃（如王朝的帝王专制），后者则当保留与发展，以推进中、西文化的融合。因此，我研究中国史特别选择变革时代的独特动态。因为这种独特动态最能显示出精神价值的流变。所以，我的研究以全部中国史为范围，不限于某一时代，上起先秦，下至明、清及“五四”以下，我都曾认真地进行过专题的论述。但这里不是出于兴之所至，随意抬出一个题目满足我个人的发表欲。我是企图从全部文化变动中追寻中国文化的特色所在。当然，像所有的史学家一样，我的工作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无论成败，我的用心则是一以贯之的。同时，我的研究中往往或明或暗地包涵着一种与西方相对照的观点，因为如果没有相异的做比较，文化特色是显不出来的。 …… 此处隐藏：1088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