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民族文化的连续体(3)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迄今有重要价值：文化多元，政治一体。最近中央政府提出要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个共有精神家园要包容文化多元、千灯互照、光光交彻、和而不同。中华民族作为文化连续体较好地体现了这样的包容，即民族交往、文化交流、思想交融。

四、何谓“中华”？

虽然清末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华民族”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人们对它却有不同认知，时而颇有悬殊。20世纪初，梁启超和杨度等认为满族已经同化于汉族，可以合汉满为中华民族；不过蒙、回、藏在语言和文化上与汉族相去甚远，有待同化，还不能算“真正的中华民族”。不过，杨度反复强调“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11]。上世纪30—40年代，围绕着“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多个”，学术界掀起了激烈的争辩。[12]顾颉刚和傅斯年等学者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顾颉刚于1939年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文，明确指出，“汉、回、蒙、满、藏”五大民族的说法是国人的“作茧自缚”，因为从历史上看，自秦汉以来，一个中华民族的意识便已深入人心。面对日本侵略者从文化上分化中国的策略，必须坚持一个中华民族，消除文化与种族的分野；傅斯年则主张禁止推广非汉字之外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以此来“加速汉化”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白寿彝、翦伯赞、鲁格夫尔等学者则反对这种观点。在白寿彝看来，“中华民族是一个”仅仅是一种没有社会根基的政治口号而已；鲁格夫尔反对苗汉同源论，要求苗族得到平等权利，不能把建国当成建汉族之国；翦伯赞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思想，忽视并否定了众多少数民族，有违历史客观事实；1939年5月1日，《边疆》周刊刊登了费孝通题为《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的论文，在此文中，费孝通认为顾颉刚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辨明民族与种族的区别，明确指出中国的民族有多个，但民族的多样性并不阻碍他们为了国家利益而一致对外。早在1916年，吴文藻就在《民族与国家》中指出，现代性国家并不排斥多元民族，一个国家内可以存在多个不同的民族。1945年1月，《边政公论》刊登了民族学者卫惠林的论文，在文章中，卫惠林驳斥了否定边疆少数民族的观点，指出不可全然不顾各少数民族文化、语言的特殊性。他提倡民族自治，“而不能固执盲目的统一主义与同化政策”。上述争辩清晰地显示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深深植根于汉族中心主义，是站在“我族”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并未将少数民族的观点和诉求容纳进来，造成“多数民族赞成，少数民族反对”的被动局面。相反，吴文藻、费孝通和卫惠林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角度出发，能够全面考虑各方诉求，指出迄今证明是比较符合国情的道路。

上世纪50年代，大陆学界依据列宁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理论阐释，参照彼时苏联的实际民族状况，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境来探讨汉族起源与形成问题。这类研究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五朵金花”之一。[13]在范文澜看来，汉族形成的历史可以追溯至秦汉时期。[14]但苏联学者却对此存有异议。例如，叶菲莫夫指出，民族的形成以特定历史阶段为基础，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依据这一理论，尚处于资本主义前期的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而只有部族。[15]逯耀东注意到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认为中国的实际并不能直接套用苏联学界关于用“民族”与“部族”的普遍理论；参加讨论的学者不能直接引用列宁和斯大林的原文，不能顾及汉文翻译是否准确[13]，可能词不达意。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接受“汉民族不是民族”的观点，范文澜对于汉族形成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他们看来，相较于“民族”，以落后的“部族”概念指称汉族人，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16]民族学家李绍明就认为，没有哪一个民族会心甘情愿地将落后的“氏族”、“部族”或“部落”概念套在自己头上；另一方面，以“民族”指称各族，也是“民族平等”的一种体现。

五、多族共建的中华民族

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more)强调“夷夏互动”的大中国理论，希望克服华夏中心或者内亚中心的偏颇，认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中原和北方草原互动。[17]就是说，今日中国的形成不是一个单向融合的过程，不是一个从某个中心以文治武功开疆扩土的过程。[18]欧立德等学者指出，清王朝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它巧妙地利用了内亚地区其他少数民族与自己的文化联系，针对汉地与非汉地区实行了不同的统治策略。[19]

在考古学界，苏秉琦提出针对“中原中心”观的“满天星斗说”，把中国的新石器遗址分为六大板块，分别代表了黄河文化、黑陶文化、巴蜀文化和楚文化、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和大河湾文化，代表着中华文明不同的起源。[20]于逢春提出五大文明板块论，认为当代中国疆域的基础是由“大漠游牧”、“泛中原农耕”、“辽东渔猎耕牧”、“雪域牧耕”和“海上渔盐交商”组成的五大文明板块论，历史上大小政权在这些板块上碰撞、更迭，互相吸纳，逐渐形成一体。[21]

六、中华文化连续体

中华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是“一”，但中国的民族多、语言多、文化多，“一”和“多”的关系是什么？本文拓展运用维特根斯坦的“绳索共同体”的隐喻，把中华民族从文化上定义为“文化连续体”：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但不同程度地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形成互相紧密关联的连续统。

中国是一个复杂共同体[22]。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无论哪一个民族，无论是多数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其成员毫无例外地是中国公民，都要认同故土所在的祖国。各民族有共御外侮的历史，有和睦共生的切身利益，也有建设共有现代国家的长远目标。但是，作为文化连续体的中华民族由“多个”组成，各民族的语言文化丰富多彩，虽各具特色，却环环相扣、彼此关联，构成“连续共同体”。换一个视角看中国，从边缘看中央，变边缘为中央，在差异中发现关联，从关联中找出共性，不仅有利于民族和睦，也有助于更好地解释中华共同体。在政治上认同国家，将这种认同投射到各民族文化之上，让属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各民族国民在文化上彼此认同，建设基于政治共同体的新型中华文化连续体。

上个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实事求是地定位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得到主流社会认可，成为中国对外宣传民族政策的正式表述。虽然费孝通先生并没有对“多元”和“一体”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解释，但学界普遍认为是“文化多元”和“政治一体”。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安全等等方面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形势下，面对国内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国家领导人提出文化认同的课题，号召各民族要有“文化认同”，重新定位“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如何在“一”和“多”之间“致中和”？关键在于把中华民族看作是一个文化连续体：因连续而“一”，因连续而“多”，合“多”为“一”，以“一”联“多”。 …… 此处隐藏：1284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