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民族文化的连续体(2)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单一民族主义及其相关的民族自决实践在解决现实问题时的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开始反思民族主义思潮，文化多元主义思潮兴起，并体现在西方各个国家的民族政策之中。加拿大最先实行“二元文化”政策应对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英裔和法裔群体，其后又推行“多文化”政策。1971年，时任加拿大总统的特鲁多最终宣布实施“文化多元主义”政策；文化多元主义思想也进一步影响了美国的民族政策，美国逐渐放弃了曾经的“大熔炉”政策。上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正式放弃了旨在解散、同化印第安人的“结束政策”，转而在印第安群体中实施“自决政策”；曾长期对其境内萨米人实施同化的挪威政府也开始转变其固有的民族政策——1989年，作为少数族群的萨米人收到了奥拉夫国王的正式道歉。[5]233-243

三、从“小中华”到“大中华”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塑和创新发展，和“小中华”发展为“大中华”、“旧中华”发展为“新中华”的过程直接相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塑和创新发展，一方面关涉各民族水乳交融的大传统、大历史、大趋势，另一方面也关涉外来民族/国族(nation)概念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和实践进入中国的生动历史。

清朝末年内忧外患，朝纲废弛，列强入侵，深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孙中山先生联合其他革命者，举起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大旗，以“恢复中华”为己任，发起包括武装起义和话语革命在内的运动，以现代政治中国统领传统文化中国，以“政治国体”包容“血统民族”，以国统族，以族保国，旧的血统文化观让位于新的民族政治观。

观察分析中华民族的形成，需要考虑外来概念的“侵袭”，也需要考虑世界“文明史”。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已经有楔形文字，埃及人有图形文字，但这些文明都衰亡了，而拥有图形文字的中国保持了自己绵延不断的历史，这本身是一个奇迹。周武王时期已经出现“中国”这一名称，称“中土”，以区别于周边之国[6]。当时的“中国”位于今陕西境内的丰和镐，是周王的居地；周灭商，也以“中国”之谓称呼商的都城。时至春秋，“中国”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包括周王室直属地区，也包括了鲁国、晋国、宋国、郑国等地。但是，彼时的“中国”不仅指称政治方位，同时也含有极强的文化区隔之意。秦人虽占据中国，但却因为源自于东夷、发迹于戎狄之地，“中国”诸侯并不承认他们，仍称其为“夷狄”，以示文化之辨。

但是，从元朝至有清一代，来自蒙古高原与白山黑水间的游牧民族两次统一中国。中国少数民族为构筑今日大中华的基础，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7]习近平主席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历史上的中央政权在经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时，大都在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实行有别于内地的治理体系，表现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因俗而治”的政治智慧。

历史进入近现代，建立和建设现代国家是摆在中国各民族精英面前的首要任务，日本开国，中国开埠，鸦片战争，甲午海战，这些事件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来，变法革新迫在眉睫，绕不过去，也躲不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行者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下打响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以求在民族主义大旗下救国图存。追溯西方的民族国家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开启，1789年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国族与民族国家的观念深入人心、日益普及，民族国家的建构已成普遍趋势。被卷入世界近代史洪流中的中国，自然也不能在这种民族主义建国大潮中“独善其身”。

然而，国家与民族各有起源，各民族、各国民国家也各具特色，通向现代国家的路径选择及建构方式当然也不会普同。“国家当然是在没有民族帮助下出现的。一些民族当然是在没有得到自己的国家的祝福的情况下出现的。”[2]9工业革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新时代里，民族和国家“统合”在民族主义大旗下，“国族”概念日渐深入人心。这种思潮对于很多被压迫的民族是极具吸引力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才会言之凿凿：本族人掌握政权才算有国，他族掌权的国家就不算我族之国。[8]崭新的“国族语法”与过去的“部族语法”“宗族语法”相去甚远，它不再“以种取人”，也不满足于“以文取人”，而是要求自己的民族拥有自己的“政治屋顶”，寻求建立“国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基于建构“国族”这一目标，历史传统被赋予了提供“原材料”的新任务——这些原材料必须依照“国族语法”重新整合排列，为国族建构服务。当然，外来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和本土实践的结合决定了中华民族如何建构。

1918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提出了著名的十四条和平原则，其中对奥匈帝国的民族自决作出了专门规定——这是民族自决的欧洲版；无独有偶，在威尔逊之前，列宁提出了另一种形式的苏维埃版民族自决，有两种明显意图：其一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帝国主义，其二是在消灭剥削阶级的基础上联合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实现民族团结、民族联合。[5]178-180经典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民族平等的实现建立在剥削制度与阶级消亡的基础之上。[9]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明确提出了“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张。[10]19其后，中国共产党基于这样的民族自决主张，在1931年11月举行的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在这个纲领性文件中，中国共产党坚持认为少数民族拥有不可辩驳的民族自决权利[10]93-94，其思想与孙中山“同文同种同国”的民族主义泾渭分明。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基于全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思想从“自决”走向“自治”。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民族政策付之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运动，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并在制度层面赋予其自治的权利。2004年3月14日，最新一次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序言如此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多族共生是社会现实，民族平等是官方理念，“多族共生”成为定势。 …… 此处隐藏：1076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