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学研究学术论文被引的不足与完善(4)

　　从科学研究的方法和规范来说, 文学研究者应该重视学术论文的被引情况。但令人遗憾的是, 我们很少听到哪位文学研究者对自己所撰写的学术论文的零被引寝食不安, 更多的人甚至还对被引到底是什么情况一概不知, 一脸茫然。实际上, 我们很多学者在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上便迷失了方向。不少人在其确定文学研究对象后, 第一要做的就是研读文本, 这是做文学研究的必经之路;读完后产生新的想法, 与研究者的思想产生碰撞, 爆出火花,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灵感;于是结合文本进行新的阐释, 开始进入文学批评写作过程。这可以说是多数研究者的学术论文生产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 研究者失却了用科学的方法来规范自身的想法, 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自圆其说”的文学研究。文学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个人行为, 但它并不单纯的是个人的事情, 因而在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也存在科学性。一直以来, 经济学研究遵循的是科学性的分析, 学理性的研究, 讲究运用科学验证、技术语言等方法, 而我们的文学研究在多数情况下, 仍然停留在主观评断的意识批评阶段, 这也是产生引用率差距较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学研究和科学研究两者在方法论上有许多交叉和重叠的地方。诸如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和比较等基本方法, 对于所有系统性的知识来说, 都是通用的。”[6](P.4)从现阶段的文学研究来看, 科学方法的使用对文学研究来说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层面, 因而, 缺少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分析研究也就从文学研究的根基上切断了其科学性。按照科学的方法, 就要对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 从历史的维度考证其流变, 从而推进其新观点的发展。也就是说, 在具体谈到某一问题时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问题到底是怎样的产生过程。我们翻看自然科学的研究、经济学的研究, 基本都是这样的过程, 它不是单独的就某个现象或某个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 而是根据社会热点的问题不断调整自己的问题, 然后进入新的研究理论范畴, 不断地在前人基础上进行推进式研究。而中国文学研究大都是建立在研究者自身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上自说自话, 缺少对其相关领域他人研究成果的理解和对照。这就造成人们在从事文学研究的时候仅仅关注的是文学自身, 而没有关注文学研究的现状, 其具体表现就在于他的文献中缺少对最新前沿问题的分析, 甚至仅是低水平的重复。所以, 文学批评说到底还是文学研究的方法的问题。

　　其次, 文学研究的创新性有待加强和提高。文学研究既是一件具有科学性的工作, 又是一件具有创新性的工作。没有科学性的支撑就无法使文学研究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行, 没有创新性的支持就不能使文学研究走上提升的发展道路, 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因此, 我们要在文学研究中走出既有研究中自说自话的误区, 改变文学论文的低被引乃至零被引的现状, 就需要在加强科学性的基础上, 准确把握好进一步推进文学研究的关键所在, 文学研究的学术前沿到底在哪里, 这学术前沿又到底是什么。为此, 我们才会聚焦学术研究的全部精力, 集中攻克学术研究中的问题, 从而真正地推进整个文学研究向着更高的层次跃进。

　　学术研究的创新, 固然会带来学术论文的高被引, 但高被引并不见得就一定是创新性的学术研究。如有些人在统计论文被引时就错误地把高被引当作学术研究创新, 他们没有看到, 这些文章的高被引的背后, 并不是以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作为支撑的, 相反恰好表明了人们对高被引认识上的混乱。在近几年的文学研究中, 有关莫言的话题似乎成了人们谈论的热点问题,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 莫言的访谈或自我言说的文章成了高被引文献。如莫言的《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一文发表在1993年第2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上, 截止到2018年3月1日止, 该文的总被引达到了206次, 其中博士论文引用10次, 硕士论文引用96次, 学术期刊论文引用达到100次。而从学术期刊论文引用该文的数据来看, 五分之三的引用 (61篇文章) 是在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这既说明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对莫言及其文学作品的关注度直线上升, 也说明了许多研究者对莫言及其文学作品的研究仍停留在作家的自我言说上, 没有真正地把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前人的研究上, 更没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化和推进莫言研究。为此, 我们不妨关注一下与莫言同时期发表的一些有关莫言研究文章。丁帆的《亵渎的神话:〈红蝗〉的意义》 (《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被引35次、张志忠的《论莫言的艺术感觉》 (《文艺研究》1986年第4期) 被引39次、仲呈祥的《〈红高梁〉:新的电影改编观念》 (《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被引11次、樊星的《文学的魂———张承志、莫言比较论》 (《当代文坛》1987年第3期) 被引7次。由此会发现, 这些研究文章就没有像莫言的自我言说的文章那样, 产生大量的被引。这恰好说明, 许多学者对莫言的研究, 注重的是莫言怎样说, 然后在此基础上为莫言的“立论”寻找根据。这样的研究, 严格说来, 且不说创新性, 单就起码的学术研究的属性来说也不具备。对于当前中国文学研究中的这种不正常的莫言研究热, 有学者已经作出清醒的反思:“在一片热烈的学术狂欢之中, 也存在着许多彼此重复、缺乏新意的低效现象。比如说, 关于莫言的童心叙事, 或者说儿童视角, 说来说去, 新意有限。关于葛浩文英文翻译与莫言小说原作的关系研究, 已经形成了数量众多的论文, 但是看来看去, 这些研究基本是停留在葛浩文对莫言小说在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的技术性分析方面, 分别列举诸多具体的例证, 其结论却大体相似, 缺少更为深入的思考和阐述———为了免于空泛浮滑, 对这一现象略加论述。归化与异化, 是所有的跨语际传播中不可或缺的普遍现象。而且, 葛浩文翻译了莫言的众多作品, 要从中为自己找出若干例证都不是难事, 也不无研究价值;但是, 诸多论者都如此浅尝辄止, 就令人叹惋。”[13]这里指出的莫言研究中的彼此重复、缺乏创新的学术现象, 恰恰是由于忽视论文引用而导致对学术研究的既有成果缺乏了解的结果。

　　严格说来, 学术研究只有在科学基础之上才会走向创新之路。尽管各个学科之间因其属性不同, 其论文的被引数量会有所差异, 但不管怎样, 这种差异应该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而不应该是异常悬殊的。如果这种差异到了异常悬殊的程度, 就需要我们对这一学科的创新性进行深刻反思。实际上, 不仅经济学与社会的关系密不可分, 文学与社会同样存在一种特殊的关系。对此, 美国学者曾经说过:“文学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 作为媒介语言来使用, 是一种社会创造物。……文学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或‘效用’, 它不单纯是个人的事情。因此, 文学研究中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是社会问题, 至少终归是或从含义上看是如此。”[6](P.83)因此, 在对社会的影响关系方面, 文学与经济学等学科同样应该受到重视。而就目前显示的巨大差距的引用率和关注度来看, 探究背后产生的原因, 这样的文学研究才会规避既有学术研究中的自说自话等弊端, 从而使文学研究走上创新之路, 自然, 由此而来的论文被引的数据提升, 便在情理之中了。 …… 此处隐藏：1648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